梅梓祥导读：

《我的学校生活》写的是从小学到初中的学生生活。没有抒情、议论，每一句说的都是事儿。作品的意义，在于真实地记录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原乡村及学校的民情民俗，是不可多得的人文历史。

小学课桌是土坯垒的土墩子；学生练习本是摆在土墩子上的一块石板，像书包一样挂在脖子上；农村“扫盲”，学生站村边路口，让每个过路人念手中牌子上的字；开展学雷锋活动，学生连走路都东瞅西瞅，盼着能捡到东西交公；学校搞“诗歌大跃进”，煤油灯下写诗，有个同学打瞌睡“尿床”啦……不能完全用“有趣”两个字概括，还有一些人情冷暖的故事，情思绵绵。

礼赞贫瘠土地上的爱与生命的坚韧！

我的学校生活

        朱德全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兴办教育事业，政府出资在我们村也建了个公办小学，村里的儿童都可以入学读书。

1957年秋天，我刚满7岁，父亲把我送进学校上学。刚建不久的学校只有两名老师，校舍比较简陋，教室里没有课桌和板凳，只是在泥土地面上用土坯垒上土墩子，土墩上面放木板，就当课桌了。

上一年级的时候，没有课本，老师让每个学生买一块小石板。上课时，老师把学习的汉语拼音和汉字用粉笔写在教室的黑板上，学生们照葫芦画瓢地抄写在石板上，在老师的带领下，一遍又一遍地大声朗读。

石板是青石做的，容易打碎，周围镶有木框，安有铁鼻。妈妈怕我把石板打碎了，就在铁鼻子上拴了根纳鞋底的线绳。每天，我把石板挂在脖子上，手提着小板凳去学校上课。

上二年级，发了课本，只有语文和算术两本书。第一次拿到课本，我高兴极了，父母亲也很高兴，父亲不知从哪儿找来了牛皮纸给我包上书皮。没有书包，妈妈就用针锥在课本的书脊上钻了个眼，穿了根纳底绳。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我都把课本挂在脖子上。

上三年级时候，学校要求学生从家里自带课桌和板凳。两个学生可以自由结合，合用一张课桌。父亲很支持，把奶奶过门的嫁妆桌腾出来抬到学校给我和姐姐当课桌用。

小学期间，学校经常组织小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同学们都很听话，老师叫干啥就干啥。“扫盲”运动，放学后，三五个小学生为一组，带着识字的纸牌，站在村边路口，让每个过路人念牌子上的字。“除四害”运动，大家积极参加，每天到学校报告“战绩”。
 

1958年大跃进，当时的口号是全党大跃进，全国大跃进，各行各业大跃进，教育战线也要大跃进。

一天晚上，学校通知学生到学校搞“诗歌大跃进”活动，每个学生都要作诗。我们这些大字认不了几筐的孩子谁会作诗？但大家热情很高，来到学校，点着小煤油灯，一个个爬在桌子上冥思苦想。当时，农村正在大力推广机井灌溉和深翻土地，有个同学以此为题作了两句诗：“天上星星亮晶晶，地上农民打机井。”我接着也来两句：“天上星星亮晶晶，地上农民搞深耕。”大家都说好。

半夜了，老师不让大家回家睡觉，说是挑灯夜战才有大跃进的气氛。有的同学实在顶不住了，就躺到课桌上睡觉。班里有个男生有尿床的毛病，他躺下很快就睡着了。过了一会儿，坐在旁边的同学听到他身上发出了“嗞嗞”的声音，接着，桌子上开始往下淌水了，有人大叫：“尿床了！”教室里顿时乱作一团，有的喊，有的笑，有的说，有的叫。尿床的学生被吵醒了，迷迷糊糊从桌子上爬起来，揉揉眼睛，穿着湿裤子跑了。有个同学借题发挥：“xx作诗睡大觉，大水淹了龙王庙。”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老师闻讯赶来，问明情况，把我们都撵回家睡觉去了。
 

1961年秋天，我考上了周家庄中心完小。当时，全乡只有西陶、周家庄两个村有完小。一个学校一个年级只招收一个班学生。

我们村距周家庄完小5里路，上学的路全是田间小道，下雪路滑，下雨泥泞，路两边是庄稼地。上学的路对于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来说，挺难走的。遇到下雨天，路上全是黏泥巴。到了秋天，两边是密不透风的青纱帐，冬天，天寒地冻的，不仅要顶风冒雪，而且要踏着冰雪来往。春天和夏天，昼长夜短，上学放学两头不得黑，到了秋天和冬天，昼短夜长，早晨天不明得摸着黑上学，天黑了才放学，摸着黑回家。黑天摸地的，一个人走在野地的小道上挺害怕的。上学路过一片坟地，每次走到那儿，不由会想起鬼的故事，稍有风吹草动就吓得心惊肉跳、头发支棱。我小时候胆小，不敢一个人黑天走路，每天上学放学，都是和村里的同学结伴同行。

我们家住在村庄的北街，上学要穿过整个村庄。每天早上，鸡叫第三遍，妈妈就喊我起来，看东方慌忙星（启明星）出来，提着书包走出家门，路过同学的家，喊着同学一起去上学。

在周家庄完小上学期间，正好遇上三年自然灾害，生活很困难。同学们个个衣着单薄，吃糠咽菜，挨冻受饿。我们村离学校比较远，村里几个同学每天都带着干粮去上学，早饭和午饭都在学校啃冷馍。

妈妈每天都想着法子给我准备干粮，干粮要么是那种玉米面、红薯面的馍，要么就是蒸红薯、烤红薯，而且数量不多，勉强够吃。有时候早晨走在路上，肚子饿了，忍不住了就吃，不到学校就把一天的干粮吃完了。到了吃早饭和午饭时间，只好忍饥挨饿了，晚上放学回家才有饭吃。

记得有一次妈妈病了，没有给我准备干粮，父亲把刚从地窖里刨出来的两根红萝卜让我带着，这两根红萝卜就是我的早餐和午餐了。到了中午，我拿出红萝卜啃，咬一口硬邦邦的，啃不动，有冰碴，我只好把它放进教室里取暖的火炉上烧，烧一会儿啃一口。

1963年，开展学雷锋活动，同学们热情高涨。大家都想着法子做好事，如果每天不做件好事都感到脸上无光。上学放学的路上，遇见拉车子的，赶快上前帮忙推车，遇见老年人，追上前去搀扶，捡到物品，马上交给老师。连走路都东瞅西瞅，盼着能捡到东西，哪怕捡一分钱交公，也是做了件好事。

有一天，老师布置的作文题是要求大家写一篇“学雷锋做好事”的文章。有个同学做了件好事，很感人。作文的大意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位老大爷，拉了一平车的煤，显得很吃力。两个同学见了，一起帮着推车，推了几里地，一直把老大爷送到家。老大爷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这个同学马虎，写作文时把“老大爷感动的眼泪掉了下来”，写成“感动得眼掉了下来”，落下一个“泪”字。老师把作文拿到课堂上念给大家听，同学们听了，个个忍俊不住。老师借题发挥，教育大家无论做什么事、包括写文章、做作业都要认真细心，不能马虎。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早晨头脑清醒，记性好。老师经常督促同学们要利用好早晨的大好时光，抓紧时间学习。每天一大早，同学们都提前到学校早自习。天还没亮，同学们到学校了，在教室里点上小煤油灯，大声朗读课文。教室的灯光和朗朗的读书声成了村庄里最美的风景线。

1963年，我考上了武陟县第六中学。接到通知书，父母亲特别高兴。那时能够考上初中，可以说是百里挑一，全乡总共才考上二十来个人。

拿到通知书，父母开始担忧了，家离学校12里地，要住校，每星期六才能回家一趟，怕我照顾不好自己，受冻挨饿受委屈。

学校设有初中三个年级，一个年级两个班，总共300来个学生。校园挺大的，有两个操场，七幢房屋，有教室、教师食堂、学生食堂、教导处、学生宿舍。

家离学校远的学生，可以申请住校，不收住宿费。我们村4个同学全部都申请了住校。学校的男寝室是一个大房间，床铺是用木板搭起来的大通铺，学生自带被褥，自己管理自己。同学们都是农家孩子，家庭不富裕，一个人只带一床棉被，一年四季都使用这床被子。冬天天冷，寝室里没有取暖设备，睡觉时，两个同学自由结合，铺一床被子盖一床被子，睡在一个被窝里，一个人睡这头，一个人睡那头，叫做“通腿”。

有个周末，同学们都回家了，寝室里没有人，招了“梁上君子”，十几床好点的被子被盗走。公安局在大封村打麦场的麦秸垛里找到了被盗的被套，被面被小偷撕下拿走了，大家只好相互照顾，凑合着盖了一个星期的棉被套。

学校里有学生食堂，供学生用餐。食堂只做稀粥、汤面条和窝头。学生从家里带来玉米面和白面（小麦面），交给食堂，兑换成食堂的粮票，每月交2块钱伙食费。我和大部分同学一样，带的面粉大部分是玉米面，只有少量白面。

每个周末回到家，妈妈都要为我准备一周的干粮。干粮是用白面加玉米面或白面加红薯面做成的咸火烧。咸火烧吃一个星期都不会坏，每顿饭我只是在食堂买一碗玉米面糊涂或一碗稀汤面条，啃从家里带来的咸火烧。学生食堂不供应菜，同学们很少吃菜，有时候从家里带点咸萝卜疙瘩，或者在学校附近的田地里挖野菜吃。学校附近的田地里生长着一种植物叫赶驴棍。赶驴棍能长一人多高，从春天到秋天都可以采，春天摘嫩苗，夏天掐嫩尖，采摘后洗干净，捣进罐头瓶里，洒上点盐，腌两天就可以吃了。

学校的饭稀汤寡水的，一点不顶饥，一两粮票一碗的糊涂稀得能照见人影，一两粮票的汤面条，只有几根面条，连个油星、菜叶都没有，吃完一会儿就饿了。从家里带来的火烧只能按计划吃。到了后半周，火烧吃完了，就要挨饿了。

有一天晚上，上完晚自习，回到寝室睡觉，饿得怎么也睡不着。“通腿”的同学也说饿，我俩爬起来到校园里转悠，转到操场附近，旁边是老师的菜园子，里边种着茄子、辣椒。他小声对我说：“太饥了，咱到菜地摘个茄子吃吧！”我说：“那不是偷吗？”他说：“这不叫偷，咱们在菜地里劳动过，上过肥，拔过草，吃自己劳动的果实咋能叫偷！”我一听有道理，于是，俩人猫着腰来到菜地边，把手伸进篱笆，一人摘了个茄娃子，赶紧躲到操场边的黑暗角落，把茄娃往衣服上蹭了几下，便狼吞虎咽地啃起来，还没有品出啥味道就把茄子啃光了。第二天，我像做了“贼”似的，见到老师、同学，心脏砰砰直跳，头也不敢抬，眼睛不敢正视，那滋味好难受。古人云：“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妈妈也常嘱咐我，不能随便拿别人家的东西吃。做这件错事之后，我很久都不能释怀，常常自责。

初中的课程比较多，有语文、代数、英语、政治、历史、地理、生物、化学、音乐、体育，形势紧张时，又加了一门军事课，叫“德智体全面发展”。语文、英语、代数、史地是主课，担课的老师总是强调自己课程的重要。数学老师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语文老师说“背会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英语老师说“不学好英语你考不上大学，当不了工程师”。我有偏科的毛病，总改不了，最讨厌上英语课，自己舌头笨，读外文舌头拐不过弯，看见那“洋文”就头痛；数学老师夸我脑子灵，一学就会，可我就是不爱死记硬背那些公式。我最喜欢语文和史地，爱看课外书。所以，每次考试成绩都是中不溜，常用“人家骑马我骑驴，后面还有挑挑的”来安慰自己。

初中三年级，到了中考的冲刺阶段，老师抓得特别紧，天天督促我们学习，总是啰啰嗦嗦给我们讲“悬梁刺股”、“凿壁偷光”、“铁杵磨针”的故事，给大家加油打气。其实，大家都很用功，我也很用劲，力争考上高中。

正当全力备战中考时，“文革”开始了，学校停课闹革命，不久又陷入了派性和无政府状态。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觉得呆在学校没啥意思，学校基本没人管了，大部分同学回家了，我也不辞而别，回到家中帮父母干活，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到了1967年冬天，冬季征兵开始了，我说服父母，报名参军当了兵。

我们这些“文革”前毕业的初高中毕业生，人称“老三届”，学生时代吃的苦比较多。正因为小时候经历过艰苦，才练就了不怕苦、不怕难的性格。
 

作者简介：朱德全，河南省武陟县人。1968年2月入伍，1969年6月入党，先后在铁道兵第四师任战士、营部文书、排长、干事、师政治部保卫科副科长、科长等职。1984年1月随部队集体转业，先后在公安机关任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局长、政委等职。在部队和公安机关先后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3次。著有《铁路建设公安保卫理论与实践》（群众出版社）、《书海拾贝》（中国书籍出版社）《蓄墨轻染流年》《回眸时光碎影》等著作，近年在网络媒体发表散文近3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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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老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