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65年8月入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护校学习，1968年2月毕业。在军校的三年期间，我们接受了政治、军事、医疗、卫生、战地救护等知识的严格训练。毕业时，已经深刻懂得了我们的服务对象、服务方向在哪里。几乎所有同学都是一个共同理想：那就是到基层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广大指战员最需要的地方去!

等待分配的日子里

　　1967年底1968年初，我们65届毕业生绝大部分都分配到了部队基层医院，基本都在外地。学校里的同学被我们一批一批送走了，却一直没得到自己去向的消息，难免会忐忑不安，感到非常的揪心。

　　终于有一天，校长和两位领导模样的老同志神秘却又十分郑重、严肃地在教室向我们宣布了分配去向：我们30名同学，经杨得志总参谋长亲自批准，携越南范文同总理亲自签署的出国证书，赴越参加援越抗美战争。具体任务是充实到一所部队师医院，为战斗在枪林弹雨中的战士们服务。两位领导一位是部队师政委于坦，一位是医院教导员胡远平，他们都是从越南前线专程来接我们的。听到这个消息，同学们一下子“炸”起来了!说不清是高兴?是激动?因为连做梦也没想到的是：我们曾为之朝思暮想的、为祖国赴汤蹈火奉献青春的愿望，竟然就这样实现了。太突然了!热烈的掌声、笑声、连同欢呼声一下子在教室里欢腾起来。

　　首长严肃地叮嘱我们：这是一场秘密战争，要求同学们遵守部队保密条例，包括家人也要保密，通信联系也只能用“广西xx信箱”为部队代号。

　　我们于1968年2月的一天，乘国际专列从北京出发来到广西凭祥。在这个小城，我们做了短暂休整，主要是对我们进行出国的战时教育。军装更换成不带军人标志的灰兰色服装，人民币兑换成了军队内部使用的代用卷等。几天后我们便乘着夜色，经广西凭祥友谊关，奔赴战争的最前线——越南战场。

奔赴援越抗美战场

　　我们乘坐用树枝、树叶伪装的解放牌汽车，在越南布满弹坑的公路上颠簸行驶着。汽车几乎是摸索着前进，不能开车灯，不能打手电，因为一点亮光都可能引来美机轰炸，招来杀身之祸(越南特务很多，会为美机指引轰炸目标)。月光下，孤独的汽车忽快忽慢地行驶，隐隐绰绰的山峦、树影不停地掠过，黑黢黢的，还真有点战争环境中阴森可怕的感觉。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到了目的地——中国后勤部队一支队六中队，也就是鉄道兵二师医院(铁道兵二师官兵是以铁路工程人员名义出国援越的，部队代号是一支队，师医院就是一支队六中队)。一下汽车，我们就受到医院全体战友的欢迎。他们一个个抢着帮我们拿背包、拿东西，满脸掩不住的笑容，显得格外亲切。

　　医院院部的会议室在一个比较大的山洞里。医院王院长、政治部曲主任、医务部杨主任等分别和我们握手，并发表了简短讲话，表示热烈欢迎。随后，我们被分配到医院各个科室。院领导知道我们已坐了一整夜的汽车，都很累了，让我们休息。首长们还真是善解人意啊!

　　说是医院，实际上就是几个山洞连在一起，还有几间紧靠山体山洞而建的竹草房掩映在树丛之间，隐蔽的很好，不经意几乎是看不出来的。医院由院部(政治部、医务部、后勤部)、内科、外科、传染科、药局、供应室等几部分组成。除传染科和内科在后面一座山的山洞里外，其余几个科室几乎都在一个平面上，相隔很近。传染科和内科则与院部和其他部门相距大约2里路的路程，中间隔着一条土质公路和一条河道。

　　我和五位同学被分配到传染科。科里的路主任、徐教导员和几个同志帮助我们拿着东西，大家亲亲热热，说说笑笑，边走边聊来到传染科。小路两旁，各色花草树木令人目不暇接。尤其菠萝蜜树最多，大大的果实沉甸甸地挂满枝头。听老战友介绍着吃法，我们仿佛已吃在嘴里一样，香香的、甜蜜蜜的。

　　在我们传染科周边还零零落落住着几家越南老百姓。在我们经过时，看到路边有两个美丽的越南少女，她们戴着竹编斗笠，穿着蓝色紧身上衣、宽大裤腿的裤子，面带微笑，友善地、惊奇地看着我们，那眼光弄得我们一时不知所措。同行的战友赶紧解释：那是因为她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中国女兵。是啊，部队自从1965年出国参战以来，很少能见到女同志，就连我们自己的战友都觉得很新奇呢!

　　传染科建在半山腰，有5个大小不等的山洞。其中一个最大的是病房，另外分别是领导和男兵、女兵宿舍。与山洞毗邻还建有几间竹草房，分别是治疗室、办公室，还有一两间是病房等。各个洞口汇集在办公室后面，共同通往山下一条弯弯曲曲、石头砌成的石阶小路，从最高的洞口算起，大约有一百多个石阶呢!食堂则设在山脚下。我们每天的工作基本都要往返在这条石阶小路上——在越南的日子里，这条弯弯曲曲的石阶小路锻炼了我们的意志，印上了我们迈向新生活的足迹。

锻炼与杀猪

　　传染科地处半山腰，工作和生活用水都要从山下挑上去。这对于我们这些从城市来的姑娘来说，真是个考验!一百多个石阶，高高低低、弯弯曲曲、坎坷不平，刚开始挑不动，左摇右晃、磕磕绊绊，肩膀压肿了，汗水和着水桶里溅出的水湿透了衣服，有时还会摔跤，磕得两腿流血……就这样，刚开始我们一桶挑不动，就挑半桶，后来便慢慢地锻炼出来了。不过，一上一下两趟挑下来也是浑身大汗淋漓。要问苦吗?累吗?应该说那是当然的!可那时却并不觉得，反而心里高兴，觉得那就是锻炼!在那段时间里，不论是我值班与否，都坚持每天早晨或中午往山上挑水，冲洗传染科病人使用的两个厕所，我把这一工作当成份内差事和自觉行动。

　　炊事班也是我们最爱去的地方，有一件事至今都令我难忘——为了欢度国庆节，全科同志聚餐，科领导决定要杀一头大肥猪。就在炊事班战友商量谁来杀猪时，刚好我在场，就积极地争抢着要当这个“刽子手”，很想通过体验杀猪，锻炼一下自己的意志和胆量。炊事班战友们开始都不同意，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万一伤害到你可不得了，没听说小姑娘家要杀猪的!”可经不住我的死缠烂磨，上士李福莲终于同意了，在他的示意下，其他战友也只好对我让步。那一刻，我激动极了!但想到即将面对着嗷嗷嚎叫的大肥猪举起三、四十厘米长的尖刀时，不免心中泛起了一丝恐惧。为了这场杀猪“战斗”，炊事班的战友做了充分准备，他们用长长的铁钉把屠宰桌子钉得牢牢的，又准备了一桶冷水放在桌边，粗壮结实的绳子也不忘放在近脚处，然后精神抖擞地走到猪栏。

　　生命无论对谁都一样的珍贵，动物也一样，将要被宰杀的大肥猪面对着死亡，不断发出凄厉的嚎叫，使劲儿挣扎着，几个战友用尽全身力气才将猪抓住，并用绳子捆住四条腿拖到了屠宰桌上。就在他们死死地按住咆哮的大肥猪那一刻，李上士大叫着，让我快点对准猪的喉咙一刀刺下去，别犹豫，要到位，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拿着刀，突然头脑一片空白，但我还是对准了那猪的喉咙一刀下去了。痛苦愤怒的大肥猪嚎叫得更厉害了，一刹那间，我拿刀的手松了，吓得战战兢兢倒退到一旁。大肥猪脖子上插着的尖刀随着它疯狂地挣扎来回摆动，当时情况很紧急!千钧一发之时，李上士马上接上手，用刀使劲地捅了几下，随着刀子的拔出，鲜红的血液喷涌出来，猪才渐渐地瘫软下去。

　　好险啊!人们终于松了口气。这时我不知为什么，眼泪不知不觉地往下淌。我悔恨自己为什么临阵那么软弱?如果不是李福莲上士急接上手将猪杀死，那受伤害的还不知是谁呢!我难过地向战友们道歉，可他们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依旧欢天喜地的忙碌着。

　　经历了这件事后，我和炊事班的战友关系更密切了，可谓“生死之交”了吧!

遭遇不明来“客”

　　援越抗美的战斗生活虽然短暂，连头带尾就三年时间，但留给我们的记忆太深刻了!那段岁月中的种种经历、件件事情，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说真的，虽说过去了几十年，但我几乎能回忆起很多事情的来龙去脉，真是记忆犹新啊!

　　可能与“传染”二字有关吧，我们医院的传染科是和其它科室分隔开来，设在深山老林半山腰的山洞里的。由于部队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都十分艰苦，加上对越南高热高湿的气候不适应，很多战士都得了痢疾、肠炎、肝炎，甚至还有结核等传染病，这些疾病的患者是不能跟其它科室的病人混在一起的。而我们医护人员也只能和这些患者一起“独居”。

　　我们传染科医护人员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总共不到30人吧。除去年纪大的领导和医生，其余的年轻战士(包括我们几个女兵)均须每天轮流站岗，值夜班，每晚男同志1人，女同志2人，都是持枪值班。为了伤病员和营区安全，我们需要定时巡视，一方面查看伤病员的情况，做好该做的治疗，一方面观察他们的睡眠，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那时候我们都是多面手，什么都做，也什么都会做)。

　　夜班巡视病房，是我们女同志最谨慎，也是最紧张的时候，几乎每次轮到值班心里都不免打鼓。因为是在山上，每个山洞相隔一段距离，茂密的树林、灌木、杂草间，只有一米左右宽的人行石砌小道，就这样的石砌小道，还是我们的战士自己造出来的。我们夜间仅凭着微弱的手电光走在这崎岖不平的小道上，时不时会有大小蛇虫来光顾。不仅如此，夜间来自山林中不知名动物的各种怪叫声，也经常搞得我们毛骨悚然。

　　记得一天晚上，我和战友归玉兰值班。刚刚从最大的山洞病房走出来，就听到草丛中传来悉悉索索的响动，定住脚步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条和鸡蛋差不多粗的大蛇从眼前的小道上不急不慢的横穿而过。它似乎目中无人，但我们俩却被吓得腿都软了，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这样的惊悚经历我们战友几乎个个都有，真可以说见怪不怪了。

　　然而对于“高级动物”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在越南的战争环境中，我们不仅要与美国鬼子明枪明炮的干，警惕他们来空袭;还要时刻提防越南特务来“造访”。这些败类不知拿了美国什么好处，经常会乔装打扮，打着老百姓旗号，以各种名目窜到我军营地探摸军情。有时随着它们发射的信号弹，不久就会有敌机来空中侦察或轰炸，我们的炮兵战友可没少吃这样的亏。记得在一次夜间值班时，我就经历了这样的考验。那天夜里，我和战友王亚明正蹲在被绿色帆布掩盖的严严实实的办公室角落里准备做夜班饭，忽然听到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从山脚下的石阶上慢慢传上来，越来越近。透过帘子缝，我们隐隐约约看见一个人从石阶上爬上来。顿时，我和王亚明紧张起来：大半夜的，是什么人摸到我们驻地?还轻手轻脚、鬼鬼祟祟?顾不上紧张，我俩迅速作出反应：一人赶快通知主任和教导员，一人准备应付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我端着枪，紧张而又警惕地注视着不断向山上爬的人的动静，紧张极了!随着来人不断地逼近办公室，我甚至做好了战斗牺牲的准备。几乎就在那不速之客走到我们办公室门前的那一刻，主任和几个男兵迅速来到办公室，看到他们，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放松下来的我，不知为什么眼泪只想流出来……经过对那人反复盘问，初步证实他是个问路的，不是特务，就放他走了。可就在那次情况发生后，师部对我们医院的安全更加重视，不久，我们传染科就奉命搬到山下离院部不太远的地方了。那是炮兵战友撤防时留下的营地，也是竹子和茅草搭建的草房。记得那是在1969年2、3月左右吧!

　　我们在山洞里住了一年多，经历了很多有趣、难忘的事情，山洞的战斗生活在我们的脑海里印象太深刻了!

“新医疗法”和打蛇

　　我们医院在越南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住山洞、草房，吃自己开荒种出来的有限蔬菜。这还不打紧，关键是缺医少药。恶劣的战争环境和气候条件导致伤病员比较多，医疗器械和药品常常会捉襟见肘、不敷使用。于是，我们就利用祖国的传统医学，大力开展新医新药新针和中、西医结合疗法。战争的环境需要我们每个医务人员必须是医院的多面手，既懂医又懂药，还要会中西医结合治疗。为了学习中医中药，我认真地拜医院王思广老师为师，虚心向老师请教。没有书，就利用晚上休息时间打着马灯或手电筒一字一句抄写。开始，对“新针疗法”一窍不通，就坚持认真学习，不懂就问，对照书本和全身的穴位，一针一针反复在自己身上体验针灸酸、麻、胀的感觉。为不给病人带来紧张情绪，不给病人造成新的痛苦，做针灸治疗时，力求做到：进针快、穴位准、提拉捻针适时适当。中医还有埋线、割治疗法。因为我的胃一直不太好，为了尝试割治疗法对胃病的治疗效果，我就想在自己身上试一试。我瞒着领导和同事，按照书本上的方法，偷偷地在自己的左手掌小手指下方割了个近一厘米长的小口，挑出来几根小丝丝后，就包上了纱布。后来，因洗澡不慎，伤口感染了，肿胀流脓，什么也做不了，可真把我吓坏了!好在经过治疗才慢慢平复。虽然这种疗法没被普遍应用，但这一经历却使我很难忘怀。

　　越南属于热带气候，空气湿润、雨量充沛、山高林密，十分适合植物生长，中草药品种也很充裕，为我们利用中草药治疗肝炎、肺结核等疾病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我们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到医院周围的田间地头，或是奔忙于山间小路和草丛中，一把一把地把药采回来进行加工炮制。采药累点不说，特别是要提防蛇和蜈蚣咬伤。记得一次采药时，我们十几个人围堵了一条鸡蛋般粗、将近两米长的大蛇。那是在稻田边发现的，眼尖的战友发现稻田的一块水塘里有一条蛇在游动，很长很长，胆大的战友就说抓住它。刚开始我们两个女兵很怕，但架不住男兵的鼓动，也加入了“围剿”的行列。我们拿着棍子围着水塘边喊边叫，大蛇被吓得在水里乱窜，一下子窜到岸上。说时迟那时快，我们中的一个战友一棍子就把它打昏了(记得好像是两广地区的战友曾树养)，他用手拎起蛇的尾巴使劲抡了几圈，蛇一下子瘫了。傍晚，这条蛇也就成了我们一顿丰盛的晚餐。

　　回忆援越抗美的战斗生活经历，真是太有滋有味了，总也说不完，他是我永久的记忆，也是一生的精神财富。

作者简介

　　高慧生,1949年11月北京出生。65年8月入伍，在解放军总医院护校学习，68年2月分到铁2师医院参加援越抗美。70年6月回囯，赴陕西紫阳参加襄渝铁路建设，77年6月调铁11师医院。期间，立三等功一次。

　　82年2月转业到杭州市第四人民医院(现为杭州市肿瘤医院)，历任药剂科主任、副主任药师，兼任杭州市药学会秘书长、药学专业委员会委员、药剂质控管理中心付主任等职。在全国或省级药学刋物上发表过数篇论文。2005年退休。

　　照片说明：1、来自网络;2、高慧生军装照;3、高慧生近照。

　　编辑：开门见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