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兵文苑

枪 缘

 

我从小就喜欢枪,当我还在母亲怀抱里时,母亲每天没事时,就坐在炕上盘着腿与我面对面拉着我两支小手,边推边拉,前仰后合笑着唱着那首北方人哄小孩的儿歌:“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猫也去,狗也去,就是不带宝宝去。”母亲每天像念经一样,翻来覆去就是这么几句,我听厌了,就摇头喊:不好听,不好听。从此我就再也不配合她“拉大锯”了。
没过多久,不知母亲从哪儿学了一首新儿歌,我们母子俩又坐在炕上,他以“拉大锯”的形式教我唱:“儿呀,儿呀,快快长,长大后骑大马,挎钢枪,早日赶走小东洋(日本人)”。长间不长,母亲不知从哪儿又学会了一首,教我唱:“儿呀,儿呀,快快长,长大后,穿皮鞋披大氅(大衣)二把匣子(驳壳枪)夸夸响”。我记事早,4岁多时,就看到当地的伪军头戴的大盖帽上有一道白布箍的圈儿,老百姓管他们叫白箍儿。这些白箍儿每天都从我家东墙外的小道上到周口店炮楼去换班,当官的都斜挎着一把大木盒子,里面装的是一把驳壳枪,当兵的每人都扛着一支日本“三八”大盖步枪。
解放前夕,解放军下江南时曾在我村短时修整,村里地下党组织知道我父亲给山里八路军偷运过粮食,他们就特意把一位团长安排到我家居住。母亲腾出房子给团长住,她搬到西院和瞿淑敏母亲同住,父亲带着几头毛驴到西山里去放牧,把草料和马棚留给解放军用。团长和警卫员骑的几匹军马就放在我家马棚里,吃着我家的草料(团长已先给了钱)。从那时起,我每天从西院跑回家跟警卫员和团长玩,我最喜欢摸警卫员叔叔的那把“德国20响”驳壳枪,我更喜欢团长叔叔那把“撸子”小手枪。我对他们的枪羡慕得不肯离开。警卫员叔叔知道我喜欢枪,后来就将我家一块用于烧火用的废木头,用刺刀给我又削又砍制作了一把“撸子”小手枪。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有了自己玩的小手枪。解放军叔叔在野地里训练时,我就跟着后面用那把木头小手枪在后面也乱比划练射击。后来我想要把长枪,跟警卫员叔叔说了后,他让我到自家高粱地里找些高粱杆儿来,经他捆扎变成了一把长枪,他不厌其烦的又给我扎了一条上面插子弹匣子,下有两条支架的机枪,从此我整天拿着那三支枪在街上到处跟小伙伴们臭显摆,他们都愿意跟着我到处转,他们还非常羡慕我家住着团长和警卫员。
解放军南下离开我家后,我有很长时间心里不舒服,总想念着他们。后来我也学会了用高粱杆儿仿照警卫员叔叔给我制作的步枪、冲锋枪,机枪的方法和样式,制作了很多支高粱杆枪发给我的小伙伴。我每天带着10多个小孩组成的小八路军,在村里的大街上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歌到处走。有一天一位大人说我们只有枪,没有子弹带,不像八路军。我就回家让母亲把我父亲穿坏的破裤子改成了子弹袋,双层布里又分成多格装子弹的小口袋,我又把细高粱杆儿剪成一段段和子弹一样长短的尺寸后放进子弹带里。我将我做好的子弹带给我的小伙伴做样板,叫他们回家也做同样的子弹带,他们回家后有的人做了,有的人挨母亲一顿骂后,他们有的急中生智,就把母亲晒在墙头上的黑色骑马布子(月经带)披在肩上冒充子弹带。一个小孩子做出了样子,其他小孩也跟着学,到各家各户房后、墙头上、树枝上,看到有骑马布子就偷回来冒充子弹带披在肩上,我们这支男女混合的杂牌军,喊着“一、二、一”在大街上训练时,被一些眼尖的大婶大娘看出了子弹带的破绽,个个都笑得弯了腰,好多伙伴回家后都挨了骂,从此我们队伍就这样解散了。
我长大后第一次摸到真枪,那是我家乡刚解放的第一年,我大哥当基干民兵,县武装部发给他一支日式的“三八”大盖。他晚上和全村的持枪民兵在村里到处巡逻,有时他们还配合公安部门上山剿匪。他的枪放在家里,我那时已8岁了,每天一放学回家,我就先进大哥住的北房,摸摸他那支钢枪,我还经常帮他擦枪。
1961年我初中毕业后回村务农,当上了大队民兵连长,说是连长实际是个光杆司令,那年月全民皆兵,青年男女社员充个人数,五八年时,每天早晨,天不亮青年男女社员聚在一起,顺着街道从东跑到西,边跑还边喊:“一、二、三、四”。到了五九年年底,社员连饭都吃不饱了,喝着树叶野菜汤,也没人再出早操了。那时,周口店公社武装部只发给我本人一支“日式三八”骑兵步枪,公社人武部黄部长告诉我,那枪是八路军打日本缴获的胜利品。我把这支枪当做宝贝,每天擦拭好几遍,枪里枪外用油擦得锃亮,夏秋季节,我每天晚上背着这支枪独自一人在全村的庄稼地周围巡逻,防止有人偷粮食。冬天我就背着这支枪看大队的粮库,有了这支枪夜晚我什么都不怕,我曾经趴在野外乱坟堆上“潜伏”抓过偷玉米的人。为了防止这支枪不被坏人夺去,我每次在夜间路过墙角拐弯时,我从不打手电筒,避免坏人夺我的枪。平时枪放在我家最私密的地方,家里从不离人,我独自住的那间小屋,我不在家时一直用大铁锁链子锁的好好的。我曾背着这支枪参加过县武装部在房山顾册村的训练过半个月。我曾端着这支枪在周口店驻军二支队油库的山坡上配合部队演练时,我冲在最前面,一边往山下冲,一边大声喊着:“冲呀!杀呀!”,还一边打着空炮弹,枪声、喊声像真的一样。
1963年2月17日,我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梦想当上了解放军,在丰台云岗新兵连训练时,我第一次从老班长手里接过那支梦寐以求的钢枪时,心里乐开了花。从此,我每天趴在地上用这支步枪练习瞄准射击,每天一练就是好几个小时,经过三个月的训练,我终于掌握了射击要领,在新兵训练结束打靶时,我9发子弹打了86环,获得了优秀成绩,还戴上了大红花。
1964年在全军大比武时,连队为从近百条苏式步枪中选择射击准确的好枪,我这个连队文书在团军械员(修枪、校枪的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我将全连近百条苏式步枪,全部校对了一遍,那次我可用真枪实弹射击,过足了有生以来的射击瘾。我和团军械员天天趴在北京南苑东高地靶场的地上,校对每支枪的准确率,我的眼睛都瞄花了,肩膀被枪射击时产生的后坐力震得又痛又红。但我心里非常愉悦。最后从100多支步枪中挑出三支射击准确率最高的好枪。
为了参加全军大比武,我们连队在南苑东高地军用靶场进行了海选。全连100多人在卧式射击中打86环以上的没几个人。那次射击时,我负责发子弹,每人9发,看谁打的环数最多。当与我同年入伍的房山城关兵赵洪瑞打到第5枪时,我发现他枪枪都是10环,我就跑到他身旁小声鼓励他要沉着气,要一直保持这种打法。当他打到第8枪,又是10环时,我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就担心最后一发子弹出问题,没想到他最后一枪也是10环。我高兴得大声说:老赵,你给咱房山人争了气。此时,全连干部战士在靶场上轰动了,连长高兴的拍着赵洪瑞肩膀说,好样的,你为连队争了光。
铁道兵是工程部队,一个班10多个人只有七八条枪,战士入伍后有的只在新兵训练时打过一次枪,不像人家战斗部队,经常练射击,是家常便饭。那年春天,我和团军械员在南苑东高地为挑选好枪、校枪时,看见人家战斗部队在挑选大比武优秀尖子选手射击场面,我当场看到两位年轻的上尉军官就站在离靶子一米多的地方歪着头,看射手打的弹着点,不像我们报靶员都躲在靶下面坑道里,每打一发子弹都得听上面指挥员吹一声哨子才能上来报靶。那次我还看他们把一箱箱子弹就放在射手的身边,轻重机枪都轮流射击,有点射,有连发,这一箱子弹打完了,又将另一箱子弹紧跟着搬到眼前,我长这么大,这才开了眼,难怪内行人说,特等射手,都是用子弹喂出来的,事实证明,确实不假。
我的同乡赵洪瑞背着他那支打90环的苏式步枪到北京军区代表铁道兵参加大比武选拔赛,中途落选。他感慨的说:咱怎能跟人家战斗部队比,人家立、跪、卧三种姿式打得都非常出色,我甘拜下风。赵洪瑞虽然没能参加到全军大比武,但他的射击成绩在我们全师还是手屈一指的。他回连队不久,连长就将他由战士提升为副班长,军衔由列兵提升为下士。1974年他因总爱闹胃病,便从襄渝线由副政指职务,复员到北京燕山公安局当秘书,后升为公安局长(已病故)。
1964年底我在成昆线当了班长后,连长就开始给我发一支木柄冲锋枪,那支枪是苏式的,枪管都带散热孔,就像雷锋照片中的那种式样的冲锋枪,从此凡是在营区开大会或看电影,我都背着它排在全班第一位,我们四个班长并排走在一起,挎着冲锋枪边走边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歌确实威风。
枪壮怂人胆,有枪胆就大。部队刚进四川夹江县吴场大桥头时,我们连队帐蓬就扎在没人要的古坟堆上。坟头上钉几根木桩,再加上两根横木,搭上床板就睡觉了。没想到成都新兵小胖在睡梦中总是做鬼梦。他第二天一起床,再也不肯睡那张“鬼床”了。我动员全班战士哪个跟他换床睡,没人作声。俗话题说远处怕水,近处怕鬼。为了小胖,我主动跟他换了床位,为了安慰大家,我故意把冲锋枪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还对大家说,这枪是从朝鲜战场下来的,不知这支枪打死了多少美国鬼子,它是避邪的。胆小的新兵也都效仿我的做法,把枪压在枕头下,从此再也没有人梦见鬼了。大家又都把枪放回到枪架上。我又回到了班长应该睡的床位上。
我自从有了枪就设法去锻炼自己的孤胆,特意向我军树立的那些孤胆英雄学习。1965年初新兵团在四川新津县纯阳观训练时,我在营部当文书,团部来电话要我当晚12点之前必须把新兵分配到各个老连队的名单送到团部。那时营部又没有自行车,只靠自己走路去。我没有麻烦别人,自己带着营长的五四式手枪就出发了,那时公路上没有一辆汽车路过,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我独自一人孤零零的走在公路上,我有电筒不用,防止暴露自己拿着枪,我摸着黑走在大路中间,不走路边,防止坏人趴在路边抢劫时把我腿脚一拉,我走大路中间,如果有坏人想抢劫,他们从路边窜上来,在这一刹那时间里,我手电筒一开,就可以开枪自卫了。
1966年6月我们接的广东新兵连在乐山市峨边县五渡(大渡河边)配合49团三营打百家岭隧道施工,新兵连负责在五渡北岸大渡河边挖沙。有一天晚上,司务长俞政治(62年重庆兵)独自一人步行到老百姓家里买菜,晚上十点钟仍未回来,连长怕在这深山老林里独自一人被野兽吃了,或者掉进山沟里摔伤,他叫我和一个广东新兵拿着他的手枪去沿崎岖的山涧小路打着手电到处寻找,看不到人,我心里直想是不是到老百姓家里借宿去了,因为他白天外出时,没带手电筒。我就和那个新兵往一个山沟下面沿着崎岖的小路,手抓着旁边的茅草慢慢往半山腰上亮着灯的老百姓家草房摸去,到了老百姓家的窗根底下,没敢惊动老百姓,观察了一会儿,我们又往回走。当我们找到十九连开采的碎石厂时,发现俞政治睡在路边一块大石头上,他告诉我,买菜跑了一天了,背着一篓子菜太累了,就想在大石头上歇歇后再走,没想到睡着了。那天深更半夜在原始森林里寻找人,没有枪的伴随,谁都害怕,有了枪什么都不怕。
还有一次,我在峨边县共和车站团部所在地政治处干部股工作时,师部要我把一批集体转业到攀枝花市干部名单必须在明天天亮之前送到指定地点,领导急用。那天晚上已经十点多钟了,团里警卫排给我派了一名新兵走在我后面,夜间在这漆黑的山沟里,山坡上到处飘散着鬼火(磷火),吓得他心惊胆颤,他想打开电筒,被我制止。我担心我们都带着枪被坏人发现后抢走,他又把子弹推上膛,这下可把我惹火了,我当时想,我在他前面走,他在我背后走,假如他心一慌,不小心枪走火,那我不就完蛋了。气得我当即就让他回团部。他往回走时,我看他一路打着电筒。他走后,我独自一人沿着轨道,一步一步踩着枕木往前走,路过黑洞洞的隧道时,我左手拿着不开灯的电筒,右手拿着子弹上了膛的“五四式”手枪,摸着黑一步一步走在枕木上,终于在天亮之前把文件送到师部干部科指定的交接地点。保密员拿到我送的东西后,赞扬我胆真大。我说,我有枪在手,到哪里都不怕。
1974年8月我们部队调到青海湖岸边修青藏铁路时,我从机关调到连队任指导员,按部队规定,连队正职都必须配备手枪。我当排长时有自己专用的“五四式”手枪。后来到团机关宣传股当干事后,就不配手枪了。这次当了指导员后,我又用上了心爱的手枪。青海高原祁连山一带,荒无人烟,经常有狼群出现,凡在那里放牧的牧民,都有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发的半自动步枪,防止狼群袭击羊群。我们驻地附近周围全是劳改农场,关押的大部分是刑事犯,还有解放后被判重刑的马步芳匪徒的罪犯。面对驻地这种复杂的局面,我们的战士警惕性都很高,夜间都放双岗。有一个班的人专职在夜间巡道,每个战士的枪都配足了子弹。他们在夜间巡逻时,前后都保持着一定距离,子弹上膛,随时发现情况,随时可开枪,我告诉他们特别是遇到狼群时,先开枪吓跑它,惹要受到狼群攻击时就开枪,决不能手软。
我每天晚上睡觉时,都把手枪放在枕头底下,预防突发情况,我还每天晚上都拿着手枪不定时的到哨位查岗。1976年冬天一天半夜三更时,我在睡梦中突然听到两声枪响,枪声就是命令,我立即从枕头底下抓起手枪,披上大衣冲出门外一看,营区大院里炸了窝,到处晃动着手电筒刺眼的强光(发电机夜间停止发电)。全连的战士都端着枪冲出了帐篷站在院内寻问是怎么回事。几个排长也提着手枪急呼呼跑到我跟前寻问枪响的原因。就在我们都不知道咋回事时,从营区外跑进15班的两名战士,一个是河南兵李国华,另一个是青海兵,两人都提着步枪,李国华老兵上气不接下气,对着我说:“指导员打死了,打死了。”我也焦急的问他谁把谁打死了。这时他才从头说起,昨天晚上抓回来那个破坏铁路平板车的“劳改犯”(新生职工),他半夜三更上厕所时,趁机逃跑了,他们二人身穿皮大衣,脚穿大头鞋,追不上他,再三喊叫:“你再跑,就开枪了”。没想到这家伙不但没停住脚步,反而加速逃跑。此时他们二人急了,李国华开了第一枪时,他还在跑,另一个青海兵开了第二枪后他才倒在一尺厚的雪地里。我立即叫他们把这个家伙抬回连队卫生室,经卫生员检查右手虎口被子弹打穿,再脱了裤子检查,子弹从大腿根穿过,把夹在裆里的命根头子打掉了。经过卫生员用药消炎包扎好后,用连队的翻斗汽车将他送到卫生队。三个月后他才治愈出院。事后,劳改农场派出所负责人与我们见面后,我们才知道,这个新生职工的老婆要生小孩,怕睡土炕着凉,他就晚上一个人从劳改农场跑出来拆平板车上的木板,偷回去给老婆做产床,没料到被我们夜间巡逻的战士发现了,带回连队审问,他一言不发,死不开口,如果他当时说明情况,我们不但放他走,还会送他一副床板,也就不会发生此事了。事后我对两个战士进行了批评教育,同时也教育全连战士,今后再遇到此类问题不准再开枪。
我在青海高原刚察县驻地,曾用冲锋枪杀过一头牦牛。1976年国庆节,我们连从附近藏民家里买了一头非常肥壮的牦牛,这头公牦牛在草原上长期放养,野性十足,顶伤了好几头牦牛,还顶伤了自家的主人,生人更不敢靠近它。那天司务长和炊事长从班里挑选了十多个山东大汉将这头牦牛放倒后用绳索捆住了四肢,当炊事班长用尖刀捅牛脖子放血时,这头牦牛挣扎断了绳索,猛地站起来,瞪着血红的眼睛便冲向了围观的战士,我一看要出人命,赶紧用手枪向那牛身上开了两枪,它不但没倒,反而又向我冲了过来,我急忙躲进帐篷,从枪架上拿起一支冲锋枪,压上了一匣子子弹,冲出帐篷朝那在营区四处乱蹦的牦牛头部连开了两枪,这时那头牦牛才应声倒地闭上了眼睛,这是我长这么大,头次用枪杀生,至今难忘。
我自从1978年转业后,再也没摸过枪。我多次在梦中梦见自己入伍后使用过苏式7.62步枪。1963年3月5日,我第一次在胸部前挎着枪管带有散热孔的苏式木柄冲锋枪,在北京拍了和雷锋同样姿式、同样冲锋枪的照片。
我还梦见我用过的苏式铁把冲锋枪,我还会使用苏式转盘机枪,也还会使用国产轻机关枪,最令我难忘的是我当排长和当指导员时用过的那两把“五四”式手枪。
1978年7月我转业前最后一天晚上,我提着枪陪连队哨兵站了最后一班岗,那天晚上,我把那支在高原上跟随我四年多的“五四式”手枪,擦的锃亮,我把那支手枪竖在办公桌上,我含着泪水向那支枪敬了最后一个告别军礼。
我在青海草原还骑着白马、黑马挎着冲锋枪拍了永生难忘的照片,每当看到这些照片时就想起了童年母亲教我唱的儿歌:“儿呀,儿呀,快快长,长大了骑大马,抗钢枪……”。母亲的盼望和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永远不忘是母亲将我引向这条长大后挎钢枪保卫国家的光明之路。
 
后附持枪照片:



 
 
 
 
 

照片由作者提供
编辑: 老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