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铁道兵是修铁路的部队。

　　我们每修一公里铁路就牺牲一个人!

　　和平建没环境里，铁道兵是牺牲兵员最多的部队。

　　那都是年轻的干部战士，牺牲的战友们，平均年龄不到二十二岁!

　　冯俊和我都是铁道兵十三团的，他是汽车兵，我是试验室的。

　　我们69年入伍，先在盘锦，修沟帮子到海城的沟海线。

　　沟海线通车了，去了大兴安岭，修林区铁路嫩林线一一嫩江到林区铁路的最后157公里，樟岭到古莲段。

　　我是70年八月进的大兴安岭，当时部队正在盘锦的沟海线收尾。在极保密的情况下，我作为测量队的一员，八月一日从盘锦出发，五日到了满归。这是牙林线牙克石到大兴安岭的最后一个小火在站。

　　我们是八月四日夜十二点到的满归车站，在候车室蹲到亮天。亮天后找水洗脸，没有。车站前有一个大水坑，水坑边结着一尺多长的冰茬子，我们在水坑边敲掉冰洗了把脸，吃了几块压缩饼干当早饭，喝的也是水坑里的水。然后坐根河县(额尔古纳左旗)林业局预备的太托拉牌汽车继续北上。150多公里战备土路走了9个小时，下午4点多到了现在的漠河市，当时地图上叫西林吉，现在漠河市就建在西林吉镇。

　　当时这里是大兴安岭腹地，没有人烟。我们在河边找块平地支起帆布帐篷，没有床，砍松树枝子铺在地上，打开行李，就是我们的新家。

　　我们手里有一張苏联给拍的航照图，图上标着总参测汇局测过的坐标点。我们找到坐标点后开始铁路线的测量。我们测量队有外业和内业。外业出去测量，内业在家算数。当时我们测量队十一个人，九个人外业，我和队长是内业，队长有时跟外业队出去，就剩我一个人，守着两个帐篷。算他们测回来的哪要挖哪要填，术语叫“填挖高”。

　　一个人，在秘林深处，一呆就是一天。晴天还好，有太阳，尽管太阳光是从树的缝隙里透过来的，但那是光明的。就怕下雨阴天，大森林黑暗阴沉的让人害怕。

　　大兴安岭的八月是短暂的雨季，气候似内地的深秋或初冬时节。早晨零下三四度，中午零上二十七八度，不时有雨，没雨的天，也是灰蒙蒙的。

　　我一个人，害怕。好在有枪壮着胆子，整天就盼着出外业的回来。

　　我们隔三四天就要搬一次家，离开时住过的地方会留下一个个我们睡干了的窝，像鸟巢，像狗窝，反正那是是我们睡过的“床铺”，跟动物的窝没啥区别。

　　九月就下雪了。单帐篷没法取暖。夜里的气温从零下四五度逐渐到二十多度。当白夭都是零下十来度的时候，就到了十月份，夜里的气温已经降到零下二十度左右。

　　搬新家，我们在雪地上支帐篷，在雪地上铺松树枝子，两个人睡一个窝，不能脱衣服，两个人的被子合在一起盖，把皮大衣铺在下面，穿着大头鞋戴着皮帽子睡觉，冻醒了起来笼火烤，这样的日子持续一个半月，最难熬的是进入十一月。当时夜间气温降到了零下三十多度，我们怕晚上。

　　我们是十一月十五号完成全线测量任务的。最后十来天，我们十三团和十二团的测量队在一个叫老槽河的地方会师。这地方是一个车站，我们分工测。我和十二团一个滦平县兵叫梁宝利的睡一个被窝，他复员后先在市木材厂，后来熬到市城建局副局长退休。

　　回到地方后，每当我们战友聚到一块喝酒，他总说：他一辈子除了跟媳妇一个被窝唾过觉，就是跟我睡过一个被窝。因此，我俩的关系比其他战犮亲密的多。

　　我现在也怕冷。但现在的冷，没法跟大兴安岭的冷比。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是怎么过来的呢?

　　话说回来，比起牺牲的战友们，我们都是幸运的……

　　8月2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