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灵，1909年2月～2000年6月，剧作家，文汇报副总编。
在声名显赫的世界级大都会行列中，没有比用罂粟花开埠的上海更色彩斑斓，更引人注目的了。这是东方和西方文化的会合点，古代和现代历史的会合点，新与旧、善与恶、光明与黑暗、文明与野蛮的会合点。上海又是浩荡汹涌的人海，全国各地区各阶层各民族三教九流的会合点。全世界的大小国家，几乎没有一国的人没到过上海。孙中山、毛泽东、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鲁迅、胡适、吴昌硕、梅兰芳，直至“红都女皇”江青，都在上海活动和生活过。上海产生过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三“大亨”，直至林黛玉等“花国四大金刚”。穿过黄马褂的英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太子太保赫德、跷脚的地产大王沙逊爵士、面团团的犹太大富翁哈同，都在上海发迹，神秘的洋和尚照空，也曾在上海大显身手。罗素、泰戈尔、萧伯纳、卓别林，乃至主演《月宫宝盒》的武侠明星范朋克，都曾到上海短期做客……上海的故事说不完，就像去世不久的美国专栏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说的："就是莎士比亚复生，也写不出这样的情节来。
十里洋场带来了鸦片倾销，带来了屈辱，也促成了睡狮的觉醒，捎来了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与世界风云相适应，中国近代文化在通向太平洋的黄浦江边开花结果。与殖民社会相适应，洋场文化同时发荣孳长。上海特产的小报应运而生，《游戏报》《消闲录》《笑林》《采风》《春江花月》《及时行乐》，花花绿绿，不一而足。石印技术的引进催生了图画报刊，《点石斋》《飞影阁》《图画新闻》《图画旬报》，犹如雨后春笋。文人画师不厌的主题是渲染租界的浮华，“火树银花，城开不夜”,“香迷十里，丽斗六朝”，讴歌礼赞，不遗余力。京剧舞台上出现了瞬息潮演说，西人马戏，东洋魔术，还有新发明的电光影戏，见所未变幻的机关布景，文明新戏里穿插了“言论先生”慷慨激昂的新见，闻所未闻，使上海的居民一个个目瞪口呆。
小说突然走红，不但小报画报上都有小说连载，专刊说部的杂志相继出台，《海上奇书》《绣像小说》《新小说》《小说林》《十日小说》《月月小说》，一时风起云涌，显示廊庙文学退潮，稗官野史抬头的趋向。据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所载，仅二十世纪初叶十年前后，就有创作小说467部，翻译小说619部问世。在报刊发表而未印行成书的，估计还有不少，短篇小说多不计在内。阿英还有另一种估计，清末民初这一时期出版的小说单行为上海芸芸众生造像：洋场才子、北里佳人、达官富商、买办洋奴、马路政客、市井无赖、纨绔子弟、豪门姬妾，一一现身，花天酒本，在2000种以上。创作小说一律是传统的章回体，绘声绘影，地，斗鸡走狗，反映出这一畸形城市人情世态的变异。值得一提的是有大量小说创作，受时代潮流冲击，日益和现实密接，演绎小说当作现成的手段，表现出中国文人强烈的忧时意识。时事，纤弹朝政，宣扬爱国，鼓吹革命，反对迷信，提倡天足，都把小说当成现成的手段，表现出中国文人强烈的忧时意识。
清末小说繁兴的局面，和维新派的鼓动推行有很大关系，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等都曾一力张扬"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一命题，大家都认为左翼文坛是始作俑者，其实发明权应属于维新派。梁启超《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揭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不过他还没有激进到直截了当，使文学成为"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也没把作家抬举为"人类灵魂工程师"，但意思都有了。梁启超不但有理论，而且躬亲实践，创作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用以表达他的政见。梁启超写政论文章，笔锋常带情感，创造了一种富有魅力的新文体，曾经风靡一时。一旦用小说来为政治服务，却忽然江郎才尽，写得连他自己也兴味索然，是"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三不四，"自顾良自失笑。"写到第五回，就写不下去，成了未完成的杰作。
租界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领土上设置的"国中之国"，这种特殊的地位派生了许多特殊情况。清末小说流品繁杂，虽多有论名劝惩警世，记叙冶游猥琐之作，也出现了《罂粟花》《黑籍冤魂》《黑狱》《恨海》这样纤弹祸害中华的作品。还有猛烈抨击清廷黑暗、社会腐败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类，在封建王朝治下，绝对是大逆不道，只是因为在租界里，才得以毫无顾忌地公开出版。胡适在《官场现形记》考证中，特别提到这一点，称之为"傥来的言论自由"。回顾中国百年来的革命历史，可以说没有一个政党不曾利用租界作地下活动。"苏报案"发生在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以上海为大本营，并不是偶然的事。虽然租界里有捕探，有西牢，也不断发生流血事件。
新文学运动崛起，时代的激流把清末这一小说流派远远抛到了后面，却并没有丧失它们存在的社会基础。这一派小说家，花也怜侬(韩子云)、南亭亭长(李伯元)、我佛山人(吴研人)、海上漱石生(孙玉声)以后，继起的就有海上说梦人(朱瘦菊)、包天笑、娑婆生(毕倚虹)、周瘦鹃、严独鹤。绸蛛生(平襟亚)……都是当时响哨哨社会知名的人物。毕倚虹还被誉为"小说无敌手"。我还来得及认识现已先后谢世的包老先生，一鹃一鹤，还曾和绸蛛生合作，编过由他创办的《万象》杂志。其中不少人著作等身，写的多是章回体小说，卷帙浩繁，如《海上繁华梦》《续海上繁华梦》《歇浦潮》《新歇浦潮》《人间地狱》《黑暗上海》《上海春秋》《海上蜃楼》《人海潮》等等，都曾脍炙人口，轰动一时，而且不少是在"五四"以后问世的。特别值得感谢的是，小说写的都是营营扰扰的上海众生相，给十里洋场的社会形态留下了珍贵的文学档案。
清末一派小说的起伏升沉，蔓延蜕化，在时代的演变中显示得很清楚。包天笑有个短篇小说《黑幕》，其中说道："上海的黑幕，人家最喜欢看的是赌场里的黑幕，堂子里的黑幕，姨太太的黑幕，拆白党的黑幕，台基上的黑幕，还有小姊妹咧，男堂子咧，咸肉庄咧，磨镜子咧，说也说不尽。"反映的正是当时上海的社会病态和小市民的心理病态，其中许多名词，对现在只懂得卡拉 OK 和 KTV 包房的读者，都需要作注释了。《黑幕》发表于1918年，正是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个短篇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破土而出的一年，这两个短篇，给新文学和旧文学树立了一道鲜明的界牌。同样是抉发社会弊病，前者随俗浮沉，后者忧愤深广，文野高低之分，判然若揭。但把旧派小说笼统地加上"鸳鸯蝴蝶派"的徽号，却显得过于浮泛，不如称为"海派小说"，较为切合实际，因为这派小说的思想、情操、艺术境界，分明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孕育的畸形儿。
现代文学史上有个值得思考的现象。新文学运动发源于北京，不到十年，重心就南移上海。从20年代到四十年代，十里洋场形形色色、风风雨雨、动人心魄的戏剧性动态，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原料，而成品却屈指可数。大家耳熟能详，最有分量的，也就是茅盾的《子夜》，给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民族资本家留下了生动的画像。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记录了女工血泪淋漓的悲惨生活;包玉珂根据上海某领事馆内部资料编译的《上海——冒险家的乐园》，勾勒了外国冒险家在上海的幢幢魔影，都曾引起读者的震动。穆时英的许多短篇着意写上海，而浮光掠影恰恰是"新感觉派"的特色。张爱玲的小说背景，不是上海就是香港，她无意于描摹上海，却留了写意画式神完韵足的上海意象。再要举例，就要搜枯肠，下点功夫钻故纸堆了。——夏衍笔端比较注意上海，例如他的话剧《上海屋檐下》，电影《上海二十四小时》《脂粉市场》，都很有影响，但不属于小说范围，姑且存而不论。
新文坛当然不至于对上海特别无动于衷。造成这种障碍的可能因素之一是"题材决定论"。租界的存在就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柱，是使人憎恨的对象。而声色犬马、罗绮粉黛、花花绿绿的浮华世界，更足以败坏文学的严肃和崇高使命。试举一例：娼妓是文明的疮疽，但娼妓也是人，古今中外，写妓女悲欢的小说名著就很不少。林琴南早期重要的译品就有《巴黎茶花女遗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特立"狭小说"一章，对韩子云的《海上花列传》颇多肯定，评为"平淡而近自然","甚得当时世态"。胡适更对此书艺术上的成就表示激赏，不无夸张地誉为"第一流的作者","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东亚病夫(曾朴)的《孽海花》，以名妓赛金花为主要人物，论者公认是"谴责小说"中的佳作。待到三十年代，抗日战争前夜，夏衍作国防戏剧《赛金花》，主旨在政治讽喻，完全不涉及卖笑生涯，却受到左右夹攻，鲁迅首先加以嘲笑，说是"和联军统帅瓦德西睡过一阵子的赛金花，也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惮于翻书，仅凭记忆，容有错误)。"“文革”"期间，造反派大张挞伐，竟成为夏衍的一大罪状。思想禁锢之严，由此不难想见。
上海租界史，是中国现代史的窥视孔。它整整经历了荒诞错乱、慷慨悲歌、纸醉金迷、刀光剑影、天旋地转的一百年。十里洋场留给文学创作的，还是个未经开掘的矿藏。上海史研究现在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旧时的铺叙上海的小说、笔记、竹枝词，很多已从尘封的旧书库里清理出来，重新印行。不少作家回过头来，开始为已经消逝的十里洋场绣像。三十年代已很活跃的漫画滩家胡考，晚年改作国画，还写了洋洋四十万言的长篇小说《上海滩》。沈寂写了《大亨》《大班》，《金钱世界——大世界传奇》、程乃珊写了《金融家》。王安忆、孙树棻似也有所作。我孤陋寡闻，肯定还有不少耳目所未及的。改革开放的浪潮汹涌澎湃，上海正在经历新一轮的城市改造，抚今追昔，不是回光返照，也不是怀旧情结，而是一种新的上海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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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岁月凝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