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说过往 感悟吃喝

       
       这个话题好像有点儿俗，也有点儿沉重，曾多次拿起笔又放下，翻来覆去思忖许久，最后还是想写它，因为，吃喝这东西是世间的人谁也离不开的，它不仅关系人们的生存、生活质量，还直接关系每个人的成长、发育和健康。有时还决定人生的一切。我亲身曾经历了不同的生活处境，在吃喝方面经受了酸甜苦辣，回顾过往，很有体味。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将近20年的苦日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无能，留下了一个一穷二白、穷困不堪的烂摊子，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极其艰难。那些年一遇灾荒，就无法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

　　我家住在华北大平原的中部，河北大城县的一个普通的村庄，离天津不到一百公里，离首都北京二百多公里。1950年，荒时暴月，家家缺粮，我家的生活无法维继，父亲带全家6口人外走他乡，一路向西，离家谋生。在河北高阳县城南关小李村边一座香火旺盛的白仙姑大庙南墙外搭了个窝棚，租种菜园为生，生活极为艰难。为生存，父亲还带两个哥哥，拜师学做各类糖品，才维持了基本生活，那时我仅仅有三、四岁。

　　1955年，家乡成立初级合作社，留在家乡的大哥接我们回乡入社。返乡后，感到乡情、亲情多了很多，街坊四邻、亲戚朋友都来看望我们，总算把家安顿下来。父亲和两个哥哥，一个姐姐都下地劳动，挣工分，维系一家人的基本生活。我那时只有七岁，看到邻家的孩子背上书包上学，很羡慕，很向往，但家庭生活拮据，吃喝都上愁，不敢提上学的事。父亲是个很开通的人，我八岁那年，父亲力主让我读书。谁知一上学我就特别要强，学习不错，老师总是到我家表扬我。小学毕业后，考上了初中，按当时的情况，我是无法上初中的。好在我报考的初级中学是在我大姐家村里，大姐听说我考上了初中，特意回娘家与父母商量。我大姐夫是远近有名的木匠，生活比较好一些，大姐答应帮我读书，于是我上了留各庄初级中学。每天午饭都去大姐家吃，大姐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供养，宁愿自己的孩子少吃口，也不能让我饿着。我真真的体会到了亲情如金，让我终生难忘。后来我参加工作后，大姐老了，我像对待母亲那样，每年回家我都去看望她，时时挂念她。

　　三年初中毕业，我预感到，可能会就此终了学业。毕业考学时，我报考的志愿很特别，第一志愿是通讯兵宣化通讯学校，第二志愿是杨村师范学校，第三志愿才是大城普通高中。因为一、二志愿都是不用家里出钱的。结果命运弄人，出人意料，一、二志愿种种原因都未录取，第三志愿却录取了我。接到录取通知书我大哭了一场，知道没有条件上高中，哭得很伤心。父母很犯愁。父亲为此召开了个家庭会讨论怎么办。家庭会开得很沉闷，多是无奈叹息，只有我三哥表态说：“我们七个兄弟姐妹，没有一个读书上学的，我上了两年小学(私塾)就中途退学去西乡逃荒，这最小的兄弟考上高中了，再困难也应让他上学!“父亲听了，随他心愿，马上拍板说，你们都顶家过日子了，都很困难，能帮衬点儿就帮点儿，我们省吃俭用也让他去城里读书。就这样，我上了河北大城中学。

　　在城里高中学了一年文化课，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年时间，我住校，每月靠家中养的几只鸡下蛋不吃卖了，母亲编草帽辫子才凑齐2元学费。吃喝很少买得起学校食堂的饭菜。每周回家一次，背半袋红薯，每天就买碗稀粥，吃自带的红薯。夏日红薯都馊了，还是要吃。文化大革命开始，我想回家种田，同窗情深，同学们不愿让我走，稍富裕点儿的同学，接济于我，让我坚持在校。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家最困难的一段时光。每天很少有纯粮食品充饥，野菜、树叶都吃过。特别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家里常常揭不开锅。每年春节，这顿饺子都是杂面的，很少吃一顿纯白面饺子。

　　我的三个哥哥都在外面当工人，大哥二哥在包头包钢工作，，三哥在开滦煤矿工作，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们也吃不饱饭，感到农村还可以有充饥的东西，都弃工务农，回乡种地。

　　1968年9月高中毕业，12月我就应征参加了铁道兵。

　　离家入伍前，父母都给我讲了同一个故事。在贫困的年代，有一位外乡讨饭的人，每天在我村通往留各庄镇的大路上讨要吃的。留各庄镇是子牙河边的大镇，商贸繁荣，集市很大，从商赶集的人总有人施舍点儿吃的给他。一次，有人把半斤吃剩的大饼给他吃，他狼吞虎咽地吃了。第二天，人们发现那位讨饭的人死在了路旁。人们都说，久未吃过饱饭的人，突然放开吃一顿，弄不好会死人的。这个故事，是父母在我离家前的顾虑和警示，我心知肚明，牢牢记在心里。

　　到部队后，不再愁吃穿，我很克制自己，从来不吃得很饱，每天对部队伙食都很满意。山西灵丘的二米(大米和小米)饭，我吃着很香甜，从未感到难吃。我入伍时21岁，一米六六的个子，不到二年，身体长到一米八O，他们说我是吃部队饭长成人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国家改革开放尚未起步，经济状况仍很薄弱，部队伙食标准很低，战士每天伙食标准4角5分，就是铁道兵这样劳动强度很大的部队也不例外，主食多为粗细搭配，但可吃饱，菜也比较新鲜，有时一个月还可改善一下，我是很适应的，感觉很满足。部队偶尔改善一次伙食我也不会过量，自己把握。只有一次例外，就是入伍后的第一个“八一”建军节。这也是援越抗美的部队回国后欢度的第一个建军节，领导让大家放松心情，欢庆节日，吃喝随意。我那时从未喝过酒，想试试自己的酒力，一下子喝高了，昏昏沉沉睡了一夜，第二天早起头疼，连续几天都不舒服。从此以后，多少年不忘，很少沾酒，实在要喝酒，就没有醉过一次。

　　1982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北京市朝阳区政府办公室工作，从科员、科长到办公室副主任，都有很多应酬。那时改革开放，国家经济形势初步好转，各种招待也讲究起来。我极力克制自己，能不在外面吃饭就不吃，非吃不可，我一个人时，绝不去饭馆饭店，就在单位食堂就餐。陪领导一起下基层，遇到招待，我尽量把控自己，绝不贪吃贪喝。

　　1989年，政府组建法制办公室，组织让我牵头，法制科从政府办分离出来，成立法制办公室，单独办公。法制办代表政府，监督指导各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工作。在我的努力下，区政府设立了行政执法奖励基金，制定了考核办法，成为全市第一个实行行政执法量化考核制度的单位。对执法好的单位进行评选，年终给予表彰奖励。考核评比由法制办负责。全区20多个行政执法部门，经常邀请去指导工作，接待更加热情，我去下面都是特意去得很旱，避开午饭时间。后来，索性不坐办公室的工作用车，骑个小摩托车，便于灵活掌握时间，不给基层添麻烦。一到年节，那些执法单位都想请法制办领导坐坐，联络感情，我都以工作忙等理由推托谢绝。但各执法部门的心情我理解，怎么表达这种心情?我主动向主管领导请示，提议由法制办出面，请各行政执法部门领导一起总结工作，表示谢意，请大家吃个团圆饭。这个办法很受执法部门欢迎。

　　这种朴实的工作作风，还真是在部队时学到的，养成的。我在62团宣传股工作期间，常与政委、团长下部队检查工作，这些老八路出身的领导，连队都很尊重，都想让炊事班多加几个菜招待老领导，但都被谢绝。他们都坚持官兵一致的传统作风，就在连队食堂用餐，战士吃什么领导也吃什么，绝不搞特殊化。耳濡目染，这种传统作风影响了我一生。我在地方工作28年，时时注意，在吃喝方面更加注意。现在想来，这不仅有利于工作，还对身体健康极为有利。我亲眼所见，有的领导在吃喝上追求太多，把握不住自己，弄了一身的病，个别同志过早的惜别了这个世界。

　　这种因吃而损害身体的情况，我深有体会。1971年部队从襄渝线转战沙通线，师部设在密云县城，我1972年结婚，家在北京，每月部队允许我4天休假。1975年我就把我的老母亲接到北京。我母亲吃苦受累，操劳一生，没有享受过一天好日子。来京后尽我的一切让她吃好，她没吃过的东西，想办法给她买。半年多就胖了许多，我还挺高兴。不到二年，却得了冠心病，医生说与吃高油、高热食物有关。我怎么也想不通。母亲提出回老家，我极力劝说，回老家看病条件太差，怎么劝也不行。回老家没有几年就去世了。虽然老家人没有责怪我，他们也不可能悟出这其中的原由，我细想起来，切腹之痛，深陷自责，不能自拔。

　　我的经历给人的启示是，食为政首，谷为民命，吃喝养人，吃喝也损人。人生在世，吃喝是生存、生活和从事一切活动的必要条件。每个人心中都有想吃想喝，爱吃爱喝的东西，但是，吃啥喝啥，吃多少喝多少，是可以选择的。不注意选择和把控，不科学的饮食，吃亏的都是自己。追求膏粱厚味，不是什么好事，长此以往，必损其身。特别是在生活条件与建国初期相比，出现天壤之别的今天，一些年轻人不吃家常饭，天天下馆子叫外卖，不喝天然水，只喝碳酸饮料，毁了自己的身体，实在得不偿失。

　　2022年2月20日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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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开门见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