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陷入危机，铁兵担当

 

第二节   造反派夺权，指挥系统被破坏

 

　　一、吕正操首先遭到迫害

　　正当成昆铁路大会战进入高潮并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曲折来临了。

　　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发表，标志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此时，在西南的成昆铁路千里工地，隧道中，凿岩机突突作响;车站工地上，推土机在飞扬的尘土中并肩推进;大桥工地上，两条悬索上吊着满载浇筑混凝土的斗车在忙碌穿梭……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正处于蓬勃发展之中。

　　然而，与千里工地蒸蒸日上的气氛完全不同的是，在北京，西南铁路建设工地指挥部司令员吕正操遭到审查。

　　这话还得从1966年3月说起。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吕正操在会上汇报了一年多来西南铁路建设的情况，吕正操的发言，得到与会者的不间断的掌声。

　　接着，他以铁道兵第一政委的身份参加铁道兵在北京召开的会议，会议结束后，吕正操准备立即返回西南。不料他已经身不由己了。4月间，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彭真同志进行错误批判。会上有人提出，吕正操同志1946年在东北时曾追随彭真同志反对林彪，因而要他向中央“还账”。接着，铁道部根据上级要求组织召开部分局级干部参加的小型会议，让吕正操同志交代所谓“桃园三结义”(指彭真、林枫、吕正操三人反对林彪)和所谓国民党对其策反的问题。刘建章也被通知参加了那次小型会议，刘在会上一言不发。

　　会后，时任工交政治部主任的谷牧同志召见刘建章说：“老刘啊!现在斗争很激烈，老吕回不去了，你要回西南坚持修路工作。”这样，刘建章很快离开北京，返回西昌。

　　此时，成昆铁路的修建仍在照常继续进行。

　　自“文革”开始后，周恩来指示铁道部：“铁路上不论什么时候发生重要的事情，都要立即报告给我，不要怕影响我的休息。”他每天都要阅读《铁路运输日报》，了解铁路运输情况。不论哪个地方的铁路、航运发生了问题，周恩来总是不分昼夜立即处理。

　　1966年9月2日，在周总理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就铁路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发出通知，规定全国铁路单位要有领导有计划、分期分批开展运动，铁路分局和分局以下单位暂缓开展;各铁路管理机关在运动期间要组成专门领导班子负责运输生产工作;整顿车站和列车秩序。铁道部党委立即发出电报，要求全路执行中央的通知。

　　在周总理昼夜操劳亲自坐镇指挥与多方保护下，遭到内部审查的吕正操勉强支撑应付着剧增的计划外运输的艰难局面。
 

 

　　(吕正操·选自铁道兵网络)

 

　　1966年冬天，吕正操“失踪”了好几天，究竟被扣押在何处，是否安全?连周总理都弄不清是哪一派揪走了他。

　　在一个寒风凛冽的深夜里，吕正操却突然来到了西花厅，周恩来喜出望外。吕正操说：好几个造反派要斗我，将我带到长辛店去。

　　当下，北京市前后接待了1100多万红卫兵，铁路、交通、车站、码头拥挤堵塞，不堪重负。周总理计划成立一个全铁路系统联络总站，发动群众保证铁路运输，打算让吕正操来抓这件事。显然，这也是周总理保护他的一个措施。

　　江青、陈伯达等人嗅出周总理的意图后，抢先下手，公开点吕正操的名，煽动造反派批斗吕正操。

　　1967年1月6日之后，全国各地响应“一月革命”夺权风暴，夺权之风迅速蔓延。

　　1月10日凌晨，周总理在接见铁路职工代表时，针对铁道部造反派揪斗吕正操，很严肃地批评说：“这种做法不好。揪吕部长，把他带到长辛店去，摆在那里四五天，我找不到他。这个事情对铁道部不利，对国务院没有好处，我连部长都找不到，事情办不了。”

　　1月13日，造反派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批斗大会，批斗吕正操。这座万人体育馆内，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震耳欲聋。吕正操莫须有的罪名是“反林彪的反革命小集团”、“中断铁路运输”。

　　正在批斗节节升级之时，周总理闻讯赶到会场，很气愤地对主持批斗会的头头说：“你们不应该随便揪我的部长，吕正操即使工作中有错误，也应该让他工作，戴罪立功。”

　　造反派头头见周总理愤怒的面容，不敢造次。周恩来把吕正操交给在会场值勤的铁道兵战士，让他们护送吕回家，并一再叮嘱：“要保证吕正操的安全和工作、生活条件，不准进家揪人。”

　　但是，周恩来终究没有保得住吕正操。

　　二、保护档案李大章立功

　　据原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办公室工作人员、后任资阳内燃机车厂党委书记的胡崇俊回忆：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机关在成都总府街招待所。

　　“文革”开始后，成都街头到处是“打倒李井泉，火烧西南局”的标语。

　　中共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和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的“头”都被批斗、关押。

　　“我们三线建设全是机密，档案往哪里转?”胡崇俊和办公室的同事林礼柱同志商量后，决定给国务院业务领导小组写封人民来信。信发走后，胡崇俊又匆忙赶到熊宇忠副指挥那里，他也因“苏州反省院”的问题被揪了，但仍冒着风险带给胡崇俊去李大章同志家。

　　李大章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他认真听熊主任谈了情况，用商量的口气说：“都是三线建设的档案，就和三线建委一起转移行不行?”

　　熊与胡异口同声地说：“行!行!太好了!”

　　不久，经李大章同志安排，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任副主任钱敏给了胡崇俊和林礼柱两个装文件的大木箱。正当他们在整理文件相时，北京来了长途电话。

　　“我是国务院业务领导小组的，你们的信我们收到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胡崇俊把熊宇忠找李大章、钱敏同志的情况汇报了。

　　“那好，我们同意这个意见。”

　　搬运档案那天，钱敏副主任同志亲自帮助胡崇俊和林礼柱把木箱抬上汽车。由林礼柱和建委和同志一道，把档案押送到灌县(都江堰)青城山那边的深山里保存。

　　没过多久，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的正副主任、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的正副指挥全部隔离审查。

　　直到“文革”结束后，铁道部与铁道兵成立了成昆铁路总结委员会，当时各单位的档案资料基本都散失了，困难不少，多亏有了这批资料。总结委员会的同志见着胡崇俊时，很高兴地说：“幸好你们保存了档案，真要感谢你们呵!”

　　“文革”后，李井泉1973年被“解放”，当选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任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永励1975年10月至1982年3月任商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阎秀峰任中共四川省委三线顾问、中纪委常委。钱敏1969年10月起以四川省革委会联络员身份恢复工作，抓三线建设工作，后任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电子工业部部长。彭德怀含冤病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熊宇忠1972年先后任成都市委书记、成都市政协主席、中共四川省省委委员。

　　李大章同志先后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四川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委员。

　　这是后话。

　　三、“西工指”领导受到迫害

　　“西工指”的领导吕正操、刘建章、郭锥城、彭敏、黎光等都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

　　吕正操在北京批斗，其他的在西昌批斗。在“西工指”的一次批斗会上，有些造反派下手非常狠，把排头的刘建章打得直流鼻血。还让平日的领导们大弯腰“坐飞机”，一直站在台上。批斗结束，造反派们为表现自己斗争坚决，口喊“把走资派拉下去!”的口号，再踹上一脚。

　　中层以上干部大部分被揪斗、隔离。

　　刘建章被拘禁在指挥部一间小平房内，限制自由行动，监督劳动，打扫厕所，责令写检讨书，交代“罪行”。给刘建章加上的罪名是反党篡军、压制群众不准闹革命、贩卖“黑修养”、为“吕家王朝”出谋划策等等。郭维诚、黎光同志被打成“吕家王朝的吹鼓手”，最后还升级为“反党篡军集团”。刘建章和郭维诚被戴上高帽，低头曲背，连遭造反派批斗、拘禁，“西工指”已无法领导铁路会战。

 

 

　　(西工指大权旁落·选自刘建章回忆录)

 

　　在刘建章被拘禁之前，妻子刘淑清带着一个孩子来到西昌指挥部，照料刘建章的生活。造反派把他们夫妻隔离开来后，一批造反派勒令她离开指挥部机关。她只得带着孩子转回北京。

　　临行之前，刘淑清给刘建章送水，看守人员不准她说话。刘淑清乘机用手指头沾着水在桌上写了三句话：

　　“中央定!”“不害人!”“受不了，说没用的话!”

　　由于用白开水写的字，刘建章看不清，刘淑清又不出声地说了一下，从嘴形上刘建章理解她三句话的意思是：要相信党中央会给做结论的;不要牵连别人;要注意斗争策略。刘淑清是一位老党员，参加过我党太行党校的整风，对党的干部政策是了解的。

　　刘淑清回到北京，也立即遭到铁道部机关造反派的揪斗，在凛冽的寒风中打水扫地。当时她已是年过半百的小脚老太婆，上8楼送水，不让她坐电梯，一步一步地向上爬。

　　“一月风暴”刮到西南铁路建设工地，唐山铁道学院、石家庄铁道兵学院等处的造反派先后来到西南工地串连。1月23日，石家庄铁道兵学院的“501造反团”等群众组织夺了工地指挥部的权，组成了“夺权委员会”。

　　原石家庄铁道兵学院学员一行10人奉命去大西南的成昆铁路会战指挥部揪斗走资派。他们联合唐山和大连铁道学院及当地红卫兵组织就地批斗在场留守的副总指挥郭维城将军。经过草草准备，在指挥部大院里搭起批斗台，扯来电灯，当晚就把55岁的郭将军押上批斗台，由当地红卫兵一左一右，架起“喷气式”批斗。“打倒国民党的孝子贤孙”，“打倒走资派”的口号声不绝于耳!郭将军是行伍出身，国民党起义将领，身材魁梧，大义凛然，戴一副黑边眼镜，既有军人气质又有文人风度。在批斗台上任红卫兵怎样虐待，就是不吭不哈，不卑不亢，当晚还押着他在西昌这个小县城游了街。

 

 

　　(领导干部遭批斗·选自网络)
 

　　四、“西工指”领导脱险记

　　工地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原铁道兵政治部副主任张治安，在被监视批斗过程中，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摆脱造反派的监视。

　　时值年底，铁道兵第十师要召开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海宾招待所借用会场。司令部参谋冯国兴参加大会筹备工作。冯国兴那天上厕所，推开一个蹲坑间的门，只见一个穿尼制军服的老干部蹲着，没有领章帽徽。开始，老干部神色严峻，看到是一个解放军同志后，立刻站了起来。

　　“你是那个部队的?”

　　“你是哪位首长?”双方僵持片刻。

　　还是冯国兴先答道：“我是8815部队的。”

　　“噢，十师的，你能不能快叫尚志功来接我!”

　　“你是谁，叫什么名字?”

　　他小声说：“张治安”。

　　冯国兴立刻明白了，一定是叫造反派批斗的“西工指”的领导。冯国兴叫他继续蹲着，转身先出去张望一下。外面没有情况，冯参谋就叫张治安跟着到大会筹建办公室来。安顿好他后，冯参谋立马跑到街上的邮局，打电话给尚志功师长汇报情况。

　　尚师长在电话里说：“要弄准，别搞错了。你安排他坐在办公室靠窗口的地方，我马上坐车过来。注意保密。”那时候，尚师长多次保护“西工指”的领导干部，也落了个“尚麻子”的绰号。各地造反派都把不支持造反派的军队首长叫“麻子”。

　　打完电话回来，冯参谋安排张治安坐在窗口等候。

　　不一会，尚师长慢慢走到窗口向里面看。张治安坐在窗口往外看。他们俩的目光撞击在一起时，都不约而同地叫了一声对方的职务。尚师长闪身进门，两人如故友重逢，拥向前去紧紧握手。

　　尚师长指示立刻与五师联系。五师说今晚就派车来接。

　　冯参谋却说：“马上走不安全，造反派十分警觉，定会四面封锁。”

　　尚师长说：“等与张治安副主任商量后再决定。”

　　“这个上海兵是块料!”尚师长暗喜。

　　后来，师部安排一个十分安全的地方，让张治安住了十天。再经成昆铁路线上的几个师的接力，绕道昆明，将张治安送上飞机返回北京。铁道兵随后安排张治安到大兴安岭林区指挥所任政委。

　　铁二局的六处、四处、七处住在“西工指”机关附近。工人们把彭敏(总工程师)和黎光(政治部主任)抢到手，放在工棚里“批判加监督劳动”，而实际上让彭敏为工人讲技术课。

　　后来工人把彭敏和黎光悄悄送到喜德县武装部，请求把彭敏和黎光两个老干部保护起来。

　　彭敏在武装部向国务院办公室打通了电话。国务院得知彭敏的处境，李富春副总理当即命令成都军区将彭敏护送回北京。

　　1967年11月1日，喜德县公安的局长、武装部的领导和凉山军分区的参谋密谋安排了他们回京。彭敏和黎光化了装，坐上军车。采取前门进后门出、昼伏夜行等办法，过了重重路卡。到了成都，直接送上了军用飞机，回到北京。

　　以后，又陆续通过其他渠道，把刘建章、郭维城、张永励副总指挥等送到成都、北京等地保护起来。

　　原本充满“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西工指”机关，现在变成了造反派进行派性斗争、夺取领导权的“战场”。

　　工程指挥系统被破坏，接着沿线工地发生武斗，致使成昆线上许多工点陷于瘫痪。
 

 

　　作者简介：

　　洪承惠，1944年7月出生。1962年入伍。铁道兵一师历任战士、班长、干事，参加成昆铁路大会战。1978年转业。历任科员、镇长、街道办主任等职。2004年8月退休后，立志全力写好《成昆铁路大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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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向日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