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娃出山之路（小说连载）

第一回山村里长大（4）
 

在儿童团里
 

　　从一九六五年开始，全国上下都在讲“突出政治”，“政治挂帅”，“政治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运动。“抓革命，促生产”是当时各行各业的主题，在我们这座小山村里也不例外。上级派来工作组，最先来我们生产队的是本公社的沈继会同志，社员们都习惯叫他沈同志。后来是安康地委的人，也住进了我们大队，由地委吴副书记带队，他们住在我们的大队部，我们队里是一位叫罗华的同志，大家都叫他罗同志，后来听人说他是地委的秘书。工作组进来后，主要是抓社员们的思想革命化建设，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要组织集体学习。先后成立了民兵连和儿童团，由共青团支部书记(当时一位我叫祖英姐)的负责指导儿童团的工作，还有一个儿童团长叫王祖和，组织上安排我当儿童团副团长。小小年纪第一次“当官”，还觉得挺美，干起来特别的积极。儿童团里面的事还真不少，当时儿童团有二十多个儿童，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同龄人，上下相差也就是二、三岁，平时主要是利用晚上活动，譬如组织大家学习报纸，唱革命歌曲等，也经常到罗同志那里去听他给我们讲故事。后来组织交给我们一项重要任务，监督过路行人背诵毛主席语录。当时全国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革命热潮，团支部书记把儿童团人员分成几个组，每组安排二个人，高举红旗和毛主席像，蹲守在交通要道路口，过往行人，无论是男女老少，都必须会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多背不限，背完才放行，否则不让走。那时候，对毛主席的崇拜是全民性的，没有人敢以任何理由顶风不背诵毛主席语录，哪怕是80岁的老太太，只要你会背诵譬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或是“要斗私批修”等简单的的语录都给你放行。当年小小的儿童，竟然比现在的警察都厉害。别看我们是小山村，但在政治运动方面却是“热火朝天”，无论是党、团员、民兵或是儿童团，都组织的非常严密。我们经常开会、学习，学习的内容主要报纸和文件。如果来了有中央文件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都是十分的重视，马上组织学习，讨论。那个时候的生产队长，有很高的威望，权力也很大，号召力极强。社员们在田间做农活儿，都必须在田间或地头插上红旗和毛主席像，每个人身上还要带上毛主席语录本，每天早晨上工前或晚上收工前，都必须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祝福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这都是每个社员早晚的必修课。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抓革命、促生产”其实并没有把生产搞上去，农村经济贫困又落后，农业技术不发达，单位面积产量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相当差，一旦遇上自然灾害，迎面而来的便是饥荒，农民生活极其困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农村实行联产责任制，农民的积极性高了，粮食随之增产。虽然后来土地在不断的减少，人口不断的增加，反倒是物质生活到了比较丰富的水平。因此说，国家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农村的联产责任制，实践证明，无疑是非常成功的经验，也是正确的路线。过去的突出政治，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多方面不理解。

　　记得那时候搞的“破四旧”、“立四新”，在我家堂屋门筐上端，过去前人精心雕刻非常漂亮的一对“金瓜”，其实就是个装饰品，这时，我们把它看作是“四旧”之类的东西，必破之例。我叫来两个儿童团成员，帮我把这两个“金瓜”给锯了下来。父亲回家看到后，他很生气，但听我说这是革命行动，爸爸“敢怒不敢言”。因为那个时候，谁都害怕背上“现行反革命”的黑锅。过去在儿童团时做的那些事儿，现在想起来都非常幼稚和可笑。好在后来我家的堂屋早就被我弟弟拆了盖新房了，不然的话，我那幼稚、可笑的“历史罪证”没准还在门筐上高挂呢。自从成立儿童团，我和我的伙伴顶娃子的关系就没有以前那么密切了，因为我在儿童团“当了官”，有时候还批评他几句，他总是不太服气，因此，自然失去了往日的亲密感。当地武斗结束不久，我们的儿童团也解散了，我这个儿童团的副团长，也就不当了。应该说，在儿童团虽然做了一些幼稚、可笑的事，这也是政治运动所迫，自己小小年纪，也是阻挡不了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譬如为后来的社会交际和组织能力的提升，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这时候我已经到了16岁，从此以后，我结束了儿童时代，开始步入青年时代。(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祖籍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一九七三年一月参军，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一九八零年一月毕业于长沙铁道兵学院。在部队期间，曾先后任副班长、班长、排长、学员、排长、副指导员、指导员。一九八四年，我随铁道兵部队集体转业到铁道部第十六工程局第四工程处，先后担任过施工队书记、处纪委办主任干事、人事科主任干事、安全科副科长、企业管理部部长。

 

张开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