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记忆，我珍惜
中国大路美术研究院 成秉羿
每个人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任凭岁月的流水冲刷都无法消磨去。
我的记忆和别人不同，活了七十四年，人生中的荣辱早已云淡风轻，随风而去，只是四岁五岁的一段童年记事，却在心头历久弥新，犹是昨日经历。
东北全境解放的1946年，一个风和日丽的春天中午，我来到人间，父亲30岁有了长子，因我午时生，一位略通易经的二大爷说:“这小子弟弟多，这时辰好”。
二大爷蒙对了，在我4岁时，我多了一个弟弟和妹妹，我小弟弟则是母亲在五八年生下的。此乃后话。
在我四岁时，东北的土改工作也进入尾声，贫农协会和村长都无事可作。几个土改中的骨干，带着红袖标满街窜。老支书“王大个子”跟我父亲说:“眼看春播到了，这帮小子带着袖标横晃，这么玩下去吃什么?喝西北风?”
父亲是村文书，又兼村理财先生，村医官，村里人称“成先生”，读过私塾，能从报上知道大事，算是村委会的“军师”，父亲说:“地主已斗倒了，浮财也分完了，应该组织村民春耕生产”。
“理倒是这个理，可上头没开会传达，咋干?要不成先生往东北日报写篇文章，为老百姓鼓捣一下?你家二兄弟在沈阳当大官，叫他给窜通一下”。
我的二叔原在沈阳做地下工作，解放后他在东北局主持水产，渔业，常与高岗汇报工作，每次回到家乡北屯村都开着“嘎斯”半旧大汽车。
每次回村汽车的马达声响彻全村，乡亲们见到汽车来都争相看热闹“来大官啦”。
事也凑巧，村长正说着，忽然邻居小子在窗外喊道:“快看，来大官啦”!
一阵马达声由远而近，一辆苏式“嘎斯”停在道边，我二叔从车上走下，还下来个穿着列宁服带着解放帽的年青女子和司机。
村长上前握手:“二兄弟来的正是时候。”
二叔向村长介绍：这位小刘同志是东北局宣传处的干事，燕京大学的学生也是老地下党员，这次下来想写篇东北的土改基本情况，要在这住一阵子。
父亲说:“刘同志到这如同到家，就在我家住。“小刘同志向父亲鞠了一躬：“添麻烦啦!”
我是个小屁孩儿，家境稍好些，比邻居的孩子值得炫耀的是我穿着布鞋而邻里的孩子光着脚。
新来的刘姑姑给我讲故事，我却直瞪着她腰里的小手枪，但是什么都可以动，唯独这玩意儿她不让我动，等你长大了姑姑再教你打枪。
说来也怪，一向大人给我洗脸洗手，在姑姑的劝说下，我自己洗手洗脸，我闯了祸，只有姑姑说我才乖乖的听。妈妈说:“等你姑姑走了，你把这个小东西带上吧!”
“你们能舍得，我就领!”姑姑笑着说!
姑姑的到来给我们家带来快乐和新的故事，爸爸开始认真的读“东北日报”，并写了一篇评论“论土改后的生产任务”，先是寄到二叔那里，二叔亲自送到东北日报编辑部，没到十天时间报上刊登了父亲的文章，作者“王慧民、成永祥”
长大之后，父亲谈及此事，原来父亲写完之后，刘姑姑看了后非常赞赏，落名时，父亲心细如丝，把村长王慧民的名字排在前面，人家是村长嘛!
“王大个子”斗大的字不认得一升，在村委会和全村人面前，扬着报纸喊到:“成先生写的文章上报纸啦，!真了不起，我没看错人，咱村有大能人，我王大个子也跟着沾光了!”
这事在村里乃至五甸五区热传了好一阵子。
没过半个月二叔又开车回来，又带个中年人来，跟父亲谈了好一阵，王村长也坐在一旁，只听父亲说：“谢谢报社领导的赏识，恐怕我很难就任，我上有老母，下有妻小，我一走这个家很难维持。”后来才知道东北日报急需编辑、记者，总编要把父亲安排在《东北日报》写实时评论，我家中情况特殊，父亲不能离家，总编住了两天，无奈只能挥手告别。
我的艺术天赋应该是刘姑姑启发的，她把《新农村》杂志上的插画翻给我看，而我用上夜校的粉笔在家的柜头上临摹下来。姑姑甚是高兴，摸着我的头说:“这孩子将来是个大画家，这么小，悟性很高!”
刘姑姑在我家住了四个月，与我们家老小有着深厚的感情，叔叔接他去那天，全村人都来送行，我更是拽着她的衣袖不放，哭着喊着，直到“嘎斯”汽车拐过了弯儿。
七十年过去了，那情景依然在眼前晃动!
长大了，长老了，初心倒没变，大画家倒没当上，混个美术工作者!只是历史的浪花一朵朵，只有我童年的时光里，这记忆越来越珍贵，我创作的一系列东北解放时期翻天覆地的事件中，给我的创作提供可靠的素材，都是我童年经历过，不是翻照片抄袭。那时没有人拍这照片，记得在美术馆展出的“基层”就是当时东北农村的真实写照。而中间坐着那位女干部正是我朝思暮想的刘姑姑，她叫什么名字我没记住，只记住刘姑姑。
长大后，听叔叔说刘姑姑调了几次，官越做越大，只记得父亲说她寄来几封信，说她先生在东北局组织部负责，后来调到北京，在中央外交部任职，再后来，四清、文革，再没有消息……
种子
作者：成秉羿
编辑：舒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