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中铁十九局集团历史

 

　　国民革命军第一九七师中将师长丁炳权将军

 

　　中铁十九局集团公司最早前身

　　国民革命军第一九七师

　　作者：王 跃

 

　　编者按：中铁十九局集团公司是中国铁建系统唯一来自国民革命军起义的队伍。然而，关于这支队伍在长沙起义之前的情况则鲜为人知。本文作者经过多年研究形成此文，首次还原了历史真实，现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国民革命军第一九七师是一支英雄的部队，也是一支命运多舛的部队。在抗日战争期间，第一九七师虽受国民党派系斗争影响，其武器装备及后勤补给状况很差，但全体将士始终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重，克服重重困难，作战仍然十分勇敢，几乎每战必胜，累计歼敌两千余人，极大地牵制了日军主力，为中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特别是为保卫古城长沙做出了重大贡献。后来蒋介石总裁在衡山南岳军事会议上曾亲自为第一九七师记集体一等功，并颁发奖金六万元……

　　这个师1938年元月一日在湖北武昌正式组建。当时，“七七”事变发生不久，面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严峻局面，蒋介石欧洲总裁在庐山宣布对日作战：“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中国共产党也向全国同胞发出呼吁，要“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于是，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浪潮。在这种情况下，各省保安部队纷纷组建成军。安徽、河南等省均组建了抗日部队，如陆军一二六军就是由安徽保安部队组建的。当时，湖北保安处中将处长丁炳权亦拟组建成军，但由于丁炳权与武汉卫戍司令官陈城关系不协调，只批准组建一个加强师，番号第一九七师，由保安队第三、第四、第七、第十一团组成，开始隶属九十九军，编入长沙第九战区战斗系列。首任师长丁炳权、副师长蔡劭、参谋长吕宋。师辖两个旅，每旅各有两个步兵团。第五六九旅旅长聂国鼐，辖第一一三七团，团长陈智能;第一一三八团，团长胡大任。第五七0旅，旅长万倚吾，辖第一一三九团，团长陈先觉，第一一四0团，团长郭仲威。师直属队有工兵营，特务连、搜索连、辎重连、野战医院等战斗单位 。另有一个荣誉团，团长柳逢春，负责收容负伤痊愈归队的士兵。

　　丁炳权，字御伯，湖北云梦人，1899年生，黄埔一期毕业，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北伐战争时从基层连队做起，最后担任团长，立有重大战功。为人质朴谦逊，清正廉洁，一心为公。

　　第一九七师组建后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参谋长吕宋因年老多病转业回乡、暂时找不到合适参谋长。参谋长具体负责作战指挥业务，在战争年代不可或缺。这时，恰逢丁炳权师长的黄埔和军大校友尹呈佐回乡探亲。丁炳权师长亲自将尹呈佐接到自己家中长谈，希望他能留下来出任参谋长。尹呈佐是国民政府军政部军务司科长，黄埔和陆军大学高材生。当时他想随军政部撤往重庆。尹呈佐对丁炳权也很佩服，知道他精明强干，作战勇敢，很有指挥能力，便问他：“你为什么不去军政部，为什么不去正规部队，而非呆在这个地方?”丁炳权很直率地说：“我是湖北人，又不是浙江人，既不是粤派，又不是陈派，更不是奉派嫡系。你想想，在你说的那些地方，哪有我立足之处呢?现在大敌当前，各省保安部队都组建成军，唯独湖北只让组建这个加强师，即使这样这个师能保住就不错了，如果当初组建成军，恐怕早就让陈诚吃掉了。”他情真意切地说：“只要我们这个师，能留下来打日寇，不去充当某些人私人的本钱，做派系倾轧的爪牙就万幸了。我们能尽一点军人的责任，无愧于父老乡亲，我也就很满足了。”尹呈佐表示还是要去重庆任职。最后，丁炳权发了火，毫不客气地对尹呈佐说：“老弟，你是湖北人，又是高材生，有很好的军事才能。现在，日寇打到家门口了，你背离父老乡亲离开，对得起他们吗?你是舍不得你那大衙门和高地位吧?要是实在舍不得，你就走吧!我也不留。真的希望你能留下跟我们一起战斗，抗战到底，保卫家乡!”四天以后，丁炳权师长终于说服尹呈佐留下来，出任第一九七师参谋长。

　　这时，八路军参谋长聂荣臻将军在汉口的《新华日报》发表文章，主张“迅速发展大别山、幕阜山脉的抗日游记战争，深入敌后作战，以牵制敌军兵力，同时组织几支野战军袭击敌军侧翼，配合长江两岸守军作战，以粉碎敌军沿江跃进的攻势。”丁炳权师长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分析战局，研究本师今后的发展和去向。当时军队中，存在严重的民族自卑感，亡国论盛行。全体参会军官一致认为，本师都是有血性的中华男儿，手中拿着枪，大敌当前为什么不共赴国难?参会人员都一致认同叶剑英将军的主张，但一九七师在军饷和武器配备等方面受制于武汉卫戍司令陈诚，很难实现自身意愿。

　　丁炳权师长便把第一九七师面临的窘境向自己黄埔军校老师当时的湖南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张治中将军如实汇报了。张治中将军经过多方协调，最后于1938年3月将第一九七师成功调往湖南，担任长沙警备，主要负责长沙境内的粤汉铁路守护任务。师部驻长沙大东茅巷银行大楼。第五六九旅驻衡阳，五七零旅随师部驻长沙。同年10月，即在武汉陷落前夕，第一九七师奉令调往湘鄂赣边区，进入幕阜山脉与日军作战，实现了全体官兵意愿。部队暂归湘鄂赣游击总指挥樊松甫管辖，具体归属李玉堂军长的第八军指挥。

　　部队从长沙乘火车到达湖北咸宁，然后徒步进至通山、阳新一带布防。师部先驻阳新太平塘、大夫第地区，后又移防至湖南平江、洞庭、沅江、湘江，湖北通山、阳新、大冶、黄石，江西武宁、瑞昌、修水等地区，主要任务是开展游击战，阻止日军继续向长沙进犯。

　　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师留守处设在了沅江以西的花垣县。把全师家属和伤病员均转移到那里安置，为了搞好后方建设，让这些非战斗人员得到好的照顾，丁炳权师长多方协调，湖南省政府任命丁丙权师长的哥哥丁铮域为花垣县县长。丁炳权师长还让妻子周锦漪住在这里，代表自己细心照料伤病员。

　　部队在修水打过伏击战、在通山打过截击战、在大冶和黄石打过矿石保卫战，在横石潭打过歼击战，在沅江口的营田岛打过残酷的阵地战，曾派五零七旅驰赴平江，向日军主力部队侧后攻击，重创日军，为第二次长沙会战立下战功。

　　部队还根据第九战区长官部命令组建过“九九攻击队”，当时各军都集中优势兵力组建了攻击队，九十九军则把组建任务交给了第一九七师。“九九攻击队”抽调全师作战能力较强的几个营组成，指挥选派有勇有谋的五六九旅一一三七团三营营长张子良担任。

　　“九九攻击队”组建后即向阳新至通山公路以北地区挺进，指挥部设在一个叫打石洪的山村里。同时，师部命令大冶和鄂城县政府所辖地方武装归攻击队统一指挥。攻击队从大冶县政府的敌情汇报中，得知日寇已将我铁山的矿石用火车运往黄石，打算再装轮船运至日本，日寇的指挥机构设在盛洪卿。对于日寇抢夺我矿石资源的罪恶行径，攻击队决定予以严惩。

　　当时的作战部署是，先由大冶县两只保安队直捣盛洪卿敌指挥机关，攻击队用两个营兵力埋伏在下陆附近，阻击大冶城的增援之敌主力。大冶保安队经过数小时反复突击，顺利完成任务，缴获敌人很多重要文件和战利品，并活捉日寇中尉军官荒木虎雄。攻击队也在下陆与大冶援敌主力激烈交火，毙敌多人，挫败了敌人的增援行动。随后，攻击队迅速撤回指挥部所在地打石洪。

　　攻击队分析，日寇对于盛洪卿的失败，肯定会在当日夜采取报复行动。我方也同时侦知盘踞在刘仁八、金牛、保安、大冶各地的日寇异常调动。于是，当天晚上提前开饭，每人发放一条白毛巾，系在胳臂上，准备当晚夜战，首先安排封锁打石洪周边主要路口，防止日寇暗探侦察。并让大冶县政府人员撤离到隐蔽地点待命。然后，攻击队占领周边山地制高点，布置好阵地等待日寇到来。

　　午夜十分，远处日寇联络用的牛角号声由远而进。接着，日寇包围了打石洪，搜索两小时一无所获。然后，日寇开始向攻击队隐蔽的山地搜索追踪。一部敌人行至半山腰坐下来休息。攻击队认为反击时机已到，于是发起猛烈攻击，日寇被打得措手不及，不成队形地向山下溃逃。山下敌人也慌了手脚，乱作一团。由于日寇对我方情况不明，又不善于夜战，只能且战且退。攻击队因此大获全胜，共歼敌七十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随后，丁炳权师长和尹呈佐参谋长去向张治中将军汇报对日作战情况，张将军提出能否活捉几个日寇，押送到长沙来，助助民族威风。他们回到部队后，就在团以上军官会议上布置了活捉日寇的任务。

　　1939年2月的一天，获悉从江西瑞昌窜来一支日寇步炮骑联队，大约400余人。丁炳权师长和尹呈佐参谋长亲自察看地形，在武陵、修水沿九宫山以东地区，以三个团兵力布下埋伏。日寇进入伏击圈后，激战数小时，打死打伤日寇百余人，生擒十余人。于是，师里决定将这批俘虏，连同前不久“九九攻击队”活捉的日寇中尉军官荒木虎雄，一同押往长沙。但荒木虎雄不肯跟着押送他们的国军士兵走，故意倒在地上装死。士兵们就采用当地抬猪的办法，把日寇俯身绑在两根竹竿上，前后各一名士兵抬着行进。

　　进入长沙市区后，市民纷纷沿途围观和怒骂。一些商贩抛鸡蛋打这些俘虏，特别是荒木虎雄，掘屁股爬在竹竿上，秃脑袋上被打出很多青包，脸上和身上挂满了蛋黄，他还不时地杀猪般嚎叫，样子十分狼狈……

　　1941年10月，第一九七师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当时，日军从武汉南侵，进抵岳阳，其主力逼近湘阴。湘阴附近的沅江口有一座营田岛，方圆不足两公里，是第一九七师接敌的突出位置。守卫该岛的是战斗力较强的五九零团(原一一三八团)的刘禹卿营。日军从水上多次侵犯均未得逞，一天早上，日军开来二十多艘橡皮汽艇，出动数倍于我的兵力，并用猛烈的炮火配合攻击，全营士兵在营长刘禹卿率领下英勇抗击，最后全部战死，无一人生还。岛上百余名老百姓也均被日军杀害。师部闻讯后，派五九零团胡大任团长率部反击，经过激烈战斗重新夺回阵地，胡大任团长也身负重伤。后来，沅江当地老百姓，把官兵和老百姓遗体运回沅城江边安葬，并树立了国民革命军第一九七师抗日烈士纪念碑，永志纪念。

　　特别是期间丁炳权师长的阵前殉国更令人唏嘘。部队进入湘鄂赣边区后，由于山区环境艰苦，丁炳权师长不幸染上严重的水肿病。他多次拒绝上级要求其回后方治病的命令，经常被士兵用担架抬着指挥战斗。1940年5月，牺牲在湖北阳新成家陇师部，年仅39岁。咽气前，他仍手握电话听筒指挥作战，后遗体被草草安葬在师部附近的一座山丘上。

　　丁炳权师长病逝后不久，第一九七师调往湖南沅江，归还九十九军建制，旅长万倚吾接任师长，团长胡大任升任旅长，不久改任步兵指挥官，旋即升任副师长。此时部队也改成美式三三制，撤销两个旅部，辖三个团，五八九团、代理团长张子良，五九零团、团长李佐才，五九一团、团长徐国刚。

　　一九四四年夏，第一九七师在梁汉明担任九十九军军长时被改成后调师，所谓“后调师”是国民革命军一种部队调整方式，即遣散士兵，只保留各级组织架构再补充新兵。因此，第五八九、五九零团精壮士兵并入第五九一团，军部派何元凯担任第五九一团团长，并随军部行动。胡大任副师长率另两个团团部人员去管区洪江接收新兵，共接收3000余人。后来第五八九团驻黔阴，五九零团驻洪江。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全国军队整编，第一九七师番号被撤销，全师准尉以上军官被编入附近驻防的第一百军军官大队，士兵被分别编入一百军所属各师。直到长沙起义前夕，程潜和陈明仁将军为扩充实力，再次恢复第一九七师番号，归属陈明仁将军任司令官的第一兵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