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在全国城乡纷纷普及革命样板戏的热潮中，铁道兵一师党委决定宣传队排演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
如果沿着历史的视线和触角，回溯样板戏产生的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延安“戏改”(戏剧改革)运动(歌剧《白毛女》即为延安时期首创)，以及上世纪50年代的全国现代戏创作，直至样板戏产生、传播的全过程。1967年5、6月间，已有的八个样板作品，即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海港》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七个戏剧，及“交响音乐”《沙家浜》，在首都集中上演，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高度赞誉和宣传。《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把宣传排演样板戏进一步推向新的高潮。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为尽早让筑路军民及襄渝线东段广大群众看到盼望已久的全场革命样板戏，师党委下决心，小队伍唱大戏。
时任师宣传队队长的郭界忠至今记得，1970年秋天的一个上午，师宣传科王迺宾科长把他叫到办公室说：为满足广大指战员看样板戏的渴望和要求，师党委决定，由你带领宣传队赴武汉京剧院学习全场《红灯记》。
郭队长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支吾着说：宣传队不足30人，排全场恐怕人手不够，再说，角色人选……。
没等郭界忠说完，王科长一扶眼镜打断了他：青岛来的那几个文艺兵就蛮不错嘛，高荣婕声音清亮，不像刘长瑜演的铁梅嘛。李芝琴微胖的中等身材，说话声音厚润，就是高玉倩演的李奶奶。你们那位报幕的杨立田，潇洒英俊，气质不凡，不就是钱浩亮演的李玉和吗，祖孙三代人，现成的。
那鸠山谁来演呢?郭界忠又问，王科长又扶了扶眼镜，笑着说，你来呀!
祖孙三代和鸠山的演员确定后，其他演员的确定就顺利多了。
磨刀师傅由刘烈红饰演，王连举由江光森饰演，田大婶儿由王军饰演，慧莲由石苏伟饰演。
伴奏的难题当属打击乐。 常言道，“一台锣鼓半台戏”，司鼓、大小锣、镲等由田代学、罗忠碧、李伟明，刘继业等四名党团员担起了重任。
宣传队及时向全队传达师党委的决定，并进行了排练前动员。师政治部主任马驰，宣传科郝维萱、王迺宾两位科长到会助阵讲话。
队员们一听说要排全场《红灯记》，人人情绪激动，个个摩拳擦掌，纷纷表示，一定要把全场《红灯记》拿下来，不辜负首长的期望，战友们的期盼。党团支部进行深入动员，发出响亮号召，小队伍拿大戏，向筑路军民献厚礼!
在1970年秋一个晴朗的日子里，迎着困难和挑战，师宣传队《红灯记》剧组一行，奔赴武汉民众乐园进行短期强化训练。
对于一个极少接触京剧，没有任何京剧基础的师宣传队来说，演出全本《红灯记》谈何容易，学习本身就是一场硬仗。从演员的表演，乐队的演奏，一个眼神儿亮相，一个音符节奏都要按样板戏来，不能走样。
带着这样的标准，队员们开始了学习，演员跟老师学唱腔、身段、表演;乐队整体由老师按总谱一场一场的指挥排练;尤其打击乐，必须一丝不苟，按照老师要求，先练基本功，然后按曲牌一段段敲打。
队员们带着一种使命感，万分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白天认真跟着老师学习，坚持早晨起早练基本功，身段，吊嗓;中午也不休息，抓紧回忆整理老师的讲授;晚上大家聚在一起汇报，总结。队员们严格要求自己，相互鼓励，相互督促，进步明显，受到剧院老师们的夸奖。
饰演李奶奶的李芝琴回忆说：当初接受任务时，我一句京剧都不会唱，也不喜欢。只觉得当兵就应服从命令。在排练过程中，武汉京剧院老师们的言传身教，部队首长的重视，关心，使我深受感动。我就抱着一个单纯的思想，“啥也别说，就是抓紧排好。”
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大段的念白相当有难度，李芝琴起早贪黑反反复复听录音，一遍遍练习，确保做到激情饱满，达到催人泪下的地步。
饰演李铁梅的高荣婕也对那段生活记忆犹新：从没有练过戏曲功夫的我和李芝琴，王军每天早晨起床，要相互拉扯着才能起来，我们仨人的吊嗓着实让武汉京剧院的老师们刮目相看。刘烈红的功夫更是了得，他的跳板空翻动作让剧院武行的演员们目瞪口呆。
每天除了压腿练台步外，高荣婕还要压手指，以保证她怒斥假联络员时，手指弯的力度。她忍着痛每天坚持练，取得了极好的效果。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全体队员团结一心，勤学苦练的努力下，仅用八天时间学戏，生吞活剥，初步拿下了全场《红灯记》。从唱腔、表演、人物刻画、舞台调度、伴奏、服装道具、灯光、舞美等学习的基本到位，顺利的完成了学习任务，余下的，只待回部队后慢慢消化，进一步提高。
返回丹江后，全队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合乐排练当中。
师宣传队不足三十人，演出全场人手肯定不够，每个人都必须身兼数职，既是演员又是乐手，既是乐手又得上台当演员，舞台调度非常紧凑。
排练开始，司鼓郭界忠打前四场，第六场要去演鸠山;田代学打五至八场，第九场吹唢呐，后又扮演群众演员;杨立田打九至十一场。刘继业放下大锣，上台扮演三轮车夫老张;李伟明放下镲，扮演卖木梳的假交通员;王法栋和王光隆除了在乐队吹竹笛和拉大提琴，还充当了日本宪兵打手;罗忠碧放下小锣，上台扮演卖烟小女孩;田建新放下贝司，上台扮演游击队员……，每个人不停的转换位置和角色，舞台调度紧张有序，忙而不乱。
师首长对排演样板戏，倾注了许多心血。得知宣传队需要一块铺满整个舞台的纯羊毛厚地毯，董超师长利用去北京开会的间隙，寻遍了北京各大百货商店。但那时生产地毯的工厂忙于“闹革命”，许多产品被戴上“封、资、修”的帽子停工停产，一直没有买到。董超师长没有停止寻找，最后硬是从破四旧的旧货市场买到了。当地毯从北京运到丹江铺在排练场时，宣传队员们欣喜若狂，欢呼雀跃，极大的鼓舞了队员们的士气。
师里各部门也给予了热情的关注，鼎力支持。为宣传队采购了柔光灯、追灯、投影灯等各种灯具，派来了木工，送来了木料布匹。修理营自力更生，制作了节光器，给水发电营派来了最好的电工。
在均县文工团美工的热情支援下，房屋室内外硬景片，破烂市粥棚、大树等软景片、土坡土台、石头等布景、大刀、红缨槍、日本军刀等道具，大家一起动手制作。在队员们自力更生共同努力下，大大小小的上百件道具制作完成了。
《红灯记》中，各类人物服装很多，日本兵的、老百姓的、李玉和、李奶奶、李铁梅的，宣传队自己动手缝制。李玉和穿的外套呢子大衣是从仓库领的细麻包，经过染色剪裁缝制的;李玉和在第八场刑场斗争中带的手铐脚镣是杨立田亲手用麻绳，三合板，黑油漆制作而成的。虽然材料廉价，但却以假乱真，舞台效果很好。
为了塑造好李玉和勇敢，坚定，沉着的高大形象，扮演李玉和的杨立田反复观看电影京剧样板戏《红灯记》，边看边在带简谱对白的剧本上，用圆珠笔标注李玉和的动作、手势和亮相，细心体会人物的内在感情。
当年用牛皮纸包裹的剧本，至今仍保存完好。每每翻看，杨立田仍然会忆起第一次观看电影样板戏《红灯记》的热情和激动。
在《红灯记》中扮演磨刀人的刘烈红，入伍前是县剧团演员，有很好的武功功底。他带领所有男演员练功，为了练习跳板前空翻的高难度动作，队员们把连队储存用来喂猪的饲料红薯藤，作为落地的保护垫儿。会翻的，不会翻的一个接一个排在跳板后面，争先恐后的一试身手。
练习打击乐的几位队员，全力攻关，吃饭前、睡觉前、行路中，嘴里滴里嘟噜，手上拍拍打打，硬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把那些高难度的“走马锣”“凤点头”“水底鱼”“四击头”“乱锤”“急急风”等锣鼓点谱一一记下来，逐渐打到点子上，降伏了“拦路虎”。
担任李玉和B角的程献，主动当起了场记。每场戏，每个角色的舞台调度，情绪把握，他都一一记录在小本子上，切实分担了几位主要角色的巨大压力。
负责舞台效果的同志，每一场排练都聚精会神，做到手起枪响。配合准确无误。
全队战友，不论是主要演员还是群众龙套，每个人都全力以赴，努力打好这场硬仗。
经 过一个多月的刻苦学习和紧张排练，1970年12月初，宣传队的京剧样板戏《红灯记》和广大指战员见面了，首场演出既是向师党委汇报，也是在机关直属队指战员面前亮相，气氛异常热烈。
这场演出在师机关和周边部队引起巨大的反响，受到基层干部战士的热烈欢迎。从1970年秋冬到1971年春夏，宣传队不辱使命，把红灯记高水平，高质量地呈现给部队广大指战员，筑路民兵和周边的乡村，工厂，学校，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
宣传队的战友们至今提起当年演出《红灯记》的情形，仍然激动不已。分散驻扎在深山峡谷的部队指战员，打着背包，步行七八里赶去看演出，人人精神饱满，队队歌声嘹亮。进入会场，拉歌赛歌声此起彼伏，如海涛似春雷;偏远山区的乡亲扶老携幼，打着灯笼火把，从汉江对岸赶来看戏，常常把场地围得水泄不通。队员们从那震天的锣鼓口号声中，从男女老少殷切期盼的目光里，感受到收获的喜悦，他们欣慰，所有的辛苦，所有的付出都值了。如今，近半个世纪已经过去，当年散场分手之际，观众们依依不舍激情挥别的场面，仿佛仍在眼前，使他们终生难以忘怀。
在演出中，还有许多让队员们提起就会心一笑或感慨万分的小花序。
虽然几个主要角色都安排了B角，但每个演员都自觉挑重担，尽量减轻战友的压力。祖孙三代，克服嗓子疲劳，寒风酷暑的不适，有时甚至带病坚持唱完全场。
夏天灯光前，曾有飞虫钻进高荣婕的嗓子，把眼泪都呛出来了，但她装的若无其事，不影响整场的演出。
扮演假交通员的李伟明，一向口齿伶俐。但有一次出场对暗号时，把“我是卖木梳”的，说成了“我是桃木的”，一下子让李奶奶瞠目结舌，欲笑不能，李芝琴稳住情绪，镇静救场，化险为夷。
(首场演出演员乐队名单)
在演出途中，化好妆的队员突然发现路边民房浓烟滚滚，“失火了”!几个社员正手忙脚乱地打水救火。火光就是命令，宣传队立即下车救火，所有人直奔火场。救火的老乡们突然看到一群着装奇特的人赶来救火，不由一愣，但很快明白是解放军，是铁道兵宣传队来了，个个脸上露出笑容。火势很快被压下去了，不等乡亲们说几句感谢的话，宣传队又马不停蹄地赶赴演出现场。
一次演出，饰演磨刀师傅的刘烈红，在打斗中龙腾虎跃，力敌群寇，不料眼花缭乱中，鬼子枪刺偏了一点点，刺中刘烈红的眼角。他趁串场来到后台，请战友帮忙处置，仅仅几秒钟时间，清创，上药沾胶布，补妆，大家七手八脚帮他处理好。刘烈红赶紧又杀回战场，坚持到落幕，台下观众丝毫没有觉察到异样。
1971年4月，宣传队在一团演出返回途中，遭遇严重车祸，在三人牺牲，多人受伤的情况下，宣传队员经受生死考验，危难时刻人人心系《红灯记》，决心战胜伤残，尽快恢复演出。在不长的时间里，许多人带着未完全康复的身体，继续奔波在演出《红灯记》的征途上。
程献饰演候宪仆，在翻车事故中脚踝受伤，伤未愈就坚持上场。在最后的对打中有个凌空落地的翻滚动作，在平时，他能轻松从容的连贯完成毫不费力，可是负伤后，腿脚动作不协调，完成动作不能准确到位，摔的龇牙咧嘴。观众认为他的表情准确真实，个中艰辛却只有他自己知道。
扮演宪兵伍长的王光辉，母亲去世。然而演出繁忙，难以回家。他把对母亲的愧疚不舍压在心里，含悲忍泪坚持演出，那一声“带—李—玉—和”的凄厉声中，观众怎知道他心中的悲戚痛楚。
扮演王连举的张雄弟，感染热伤风发高烧，昏昏沉沉，头重脚轻。为了不影响演出坚持上场，毫不含糊。退下场来已是大汗淋漓，浑身湿透几近虚脱，全队上下都为他捏着一把汗。
这样的事，在师宣传队里，数不胜数。
十个月时间里，《红灯记》演出了109场，观众达30多万人次，宣传队高举红灯，转战在襄渝铁路沿线。襄樊、谷城、光化、荆门、郧阳、十堰、均县、郧县以及襄樊铁路分局、襄北农场、江汉油田、空军航校、水电部第十工程局、第二汽车制造厂等友邻单位，到处都留下了他们辛勤的足迹。《红灯记》激扬高亢的旋律，久久萦绕在武当山下，汉江之畔，闪闪的红灯为他们照亮前进的征程。
严格说起来，《红灯记》并不是师宣传队第一次排演的样板戏。早在1970年7月，他们就排演了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选场，第二场“深山问苦”，第四场“定计”。
杨立田饰演杨子荣，孟宪鹏饰演少剑坡，王军饰演小常宝，江光森饰演常猎户，李伟明饰演栾平，李忠才、程献等饰演追剿队员。
经过选场热身，为排演全场大戏打下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1971年8月后，师宣传队又相继排演了一些样板戏片段。
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徐江虹饰演吴清华，谢征南饰演洪常青，张石清饰演小庞，杨立田饰演南霸天，刘烈红饰演老四，刘洛建等饰演家丁。
湖南花鼓戏《沙家浜》选段，田建新饰演郭建光，李芝琴饰演沙奶奶。
1971年8月，刘继业奉命赴京到铁道兵文工团学习《海港》第六场“壮志凌云”。他全神贯注，每天晚上观看铁道兵文工团京剧队的演出，留意人物串场、位置呼应、以及气氛情绪分寸的把握，接连看了五六场，仔细看，仔细记，直到烂熟于心。
王军饰演方海珍，杨立田饰演马洪亮，李伟明饰演韩小强。
通过排演《海港》，乐队还有了意外收获，学习使用五线谱。虽然刚开始学习非常艰苦，但学会后，对工作有了极大的帮助，乐队整体素质有了明显提高。
除此之外，宣传队还演了《平原作战》选场，刘雨庭饰演赵永刚，李芝琴饰演好妈妈。
在湖南花鼓戏移植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沙家浜》选段，“军民一家”中，李芝琴饰演沙奶奶，田建新饰演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二人的表演风味儿十足，情趣盎然。
1976年9月，在参加嫩江铁道兵文艺汇演时，向兄弟部队学习了东北二人转移植的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龙江颂》选段。
在日常演出中，高荣婕演唱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杜鹃山》柯湘的中心唱段“乱云飞”。
不论是整场大戏，还是折子戏，选段，宣传队员们都全身心地投入，为样板戏的宣传普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革命样板戏的普及演出，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产物，但对于师宣传队来说，顺应了当时的社会需求，锻炼了整个队伍，使宣传队政治素质，业务素质有了一个新的飞跃，那排练演出的日日夜夜，给他们留下了无数难以磨灭的记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