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兵后代

父亲 您永远是座大山

掐指算来,自从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已走过了70多个年头了 。70多年来,从我记事时起,我的父亲的形象就永远印刻在了我的头脑中。无时无刻不在头脑中映现。我父亲那伟岸如山的身影,我总会透过泪眼,看见父亲就像座大山一样屹立在我的眼前;;。一想起父亲来,历历往事就一桩桩浮现心头。


我和父亲在这世界上相逢共生的56年又237天的日子里,我没有遵守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为了生活,我15岁时的1955年就远离家乡来到东北求学,此后又参加工作,当兵,复员,结婚生子,和父亲真正生活在一起的日子实在是屈指可数。但我对父亲的情感,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特别是在他老人家于1996年12月26日去世后,这种情感愈发变得更加沉重。我曾经写过《我的父亲的背影》《榔头金的故事》等一些小文以寄托哀思,但每到父亲节等节日,还是难以释怀。因此,再写下此文,纪念永远难以忘怀的父亲。

 

苦难中父亲坚强地生活

 

我的父亲生于1916年的秋天。因我父亲前面还有三个姐姐,排行第四,因此小名字就叫小四子。大号周文仁。我爷爷分别为儿子们按仁义礼智信取名。随着我二叔三叔的出生,分别取名二叔叫周文义(又名周文武)、三叔叫周文礼。可见我爷爷是很崇尚儒家文化的。我奶奶曾经常常告诉我,我父亲小时候,家里很穷。父亲没有进过一天学堂。一辈子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别的字就不会了。


在我父亲十几岁时,就到离家不远的新安镇上一家木匠铺里当学徒工。那时学徒工要帮人家先干满三年带孩子等各种家务,之后才能学点技艺。还常常吃不饱,每顿饭只是在主人家吃完后捡点剩饭剩菜吃一点。至于学艺就是偷艺,只是有时忙里偷闲趁主人高兴时,或不注意时偷偷学点手艺。这段苦难生活我父亲很少跟我说起过。


1941年4月,我出生后,家中生活更是艰难。二叔父去了大怀庄上的怀佐章家当了长工。三叔父由于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早早地就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武工队,离开了家。家中上有老,下有小,生活的重担就落在了我父亲的肩上。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那时我已记事了。国民党为了打内战,第二年在我们家乡到处抓壮丁,我父亲为了逃避被抓,有一天,他自己用剪刀活生生地在他的左腿小腿肚上剪了一个口子,鲜血淋漓,疼的满头大汗,双手只抖,但最终也没有喊出一声,那得有多大的毅力和痛苦啊。伤口也不上药,结果流脓,发出恶臭的味道,壮丁虽然终于逃过去了。但那难以消除的疤痕,却永远地留在了父亲心上和腿上。


每次抚摸伤口,我父亲也很少再跟我们提过这段往事。只是我亲眼目睹这件事,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从我记事时直到1949年春天,我们家乡从未有过安定,由于国共两党的拉锯,只要一听说国民党来了,不管是啥时候,我们都要跑反。特别我们家有共党三叔父,属于匪属,更要及时跑反,否则被抓住,可不得了。跑反时,我父亲推着苏北的那种小车,一边坐着我奶奶,一边坐着我,有时是母亲抱着我。赶紧朝共产党的地盘逃去。等国民党走了才又回来。跑到一地用麦秸、玉米杆铺在地上,好多跑反的人就挤在一起睡在那上面。所以那时的跳蚤、虱子、疥疮特别多。每个人就用硫磺抹在身上治疗或者杀灭,那味道真难闻。这些病、虫害仍然不绝。直到解放后,政府才下大力气灭绝了这些病虫害。


有一年,大约是1948年冬天淮海战役期间,我们家有一次没有得到消息,就没有跑,结果国民党还乡团来了。父亲领着爷爷奶奶躲起来了,家中就剩下母亲、三婶母和我。国民党兵就把我们家凡是能烧的东西都给烧了。打得我三婶匪婆满地乱滚,连裤子都尿湿了。其中一个领头的国民党军官叫宋高纯的,据说是我们家西边郑庄前的人,据说我父亲还都认识他。当时我拽着我们家邻居汪正中的衣襟吓得直哭。哪个叫宋高纯的国民党军官,戴着大盖帽,上面还架个墨镜,很吓人的。两手掐腰,指着我凶狠地说:你要再哭,给你两腿劈了,扔到火里给烧死。那时我才知道啥叫害怕。吓得我再也不敢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