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铁二代（一）童年的记忆
我是铁二代。是一个生活在铁道兵最基层、伴随着“成昆铁路”“襄渝铁路”“青藏铁路”诞生，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铁道兵子女。小时候的记忆中，我们的活动范围很局限，金华北大营部队大院，就是我们来回穿梭的游乐场。我身边的朋友很单调，除八师医院十几户家属外，能整天玩到一起的儿时小伙伴就袁林、刘淑丽、赵建华.那么几个人，可以说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搬家”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每一次搬迁，不管大人们怎么忙碌，我们都像放飞的鸽子，开心极了！“胡大海”、“常络桥”都是我们家曾今住过的地方，虽然有时只住上十天半月，就要再次搬家，但却给我脑海里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象。
我这一生中，美好的童年时光是在浙江湖州三天门铁八师家属基地度过的。湖州是个鱼米之乡，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很幸福。宽敞的大院里，一排排整齐有序的平房中，分住着铁八师大部分的家属和子女。完善的生活配套设施和家属委员会有声有色的工作，还有大院里的那片的桃树林，把大院装点的分外美丽娇娆。距离我们大院不远处有一个劳改农场，这个劳改农场没有给大院带来威胁，相反大家相安无事，还能给大院里的人们生活带来很多必要的物质补充。许多的家属都愿意到那里去买菜、郊游等，我们也经常会怀着好奇的目光到那里去玩耍。大院里学校、卫生所、服务社样样齐全，每天几趟通往市区的内部班车，让这里的人们自由自在的生活在这美丽富裕的“女儿国”里。在大院里的少先队员更是精神抖擞、意气奋发，排着整齐的队伍，举着队旗，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曲，活跃在家属区中，为大院里的人们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这种生机盎然的气息弥漫着整个大院。尽管这样，你还是能明显的感觉到大院里的阿姨们都在为外面的亲人担忧。因为不管谁家从前方回来个穿军装的叔叔，大家都会像见到自己家的亲人一样，问寒问暖，问东问西。当然，作为我们这些孩子就不会操这么多心了，一天到晚只知道嘻嘻哈哈，东跑西颠，甚至连自己的爸爸从外地回来，都不知道陪爸爸说说话。
我家在大院里算是一颗耀眼的“明星”户，这不仅是因为妈妈在清一色的便衣群中还穿着那身绿军装，而且还因为妈妈是唯一的一名妇产科大夫。在她手中接生的孩子不计其数，上门找她看病的人也络于不绝，忙的妈妈不可开交。好在我们家有一个从徐州老家带来的保姆，我们都叫她老姨。她虽然能干，减轻了妈妈不少的负担，但也因脾气爆燥，有时为了维护我们家的一点利益，就和人家吵吵闹闹，得罪了不少人，害的妈妈尽接到家属们的告状。那几年，在我的印象里，我好像很少见过爸爸。就是回来几次，到家也是住不了几天就又走了。据说爸爸他们这些男同志都在江西修鹰厦铁路去了？
在这里我结识的众多同学和老师。同学中最要好的要算是师里总工程师的女儿朱永华。她的姐姐、妹妹和我哥哥、妹妹是同学，她的妈妈也是我们学校的生活老师，我们都叫她“金阿姨”。我经常到她家玩，还学会了养蚕、种花、摘棉花。老师中感情最深的有班主任娄老师、教语文的魏老师、教算术的李老师、教体育的吴老师等。李老师和吴老师都是后来从湖州市师范学校毕业分到大院里来的，李老师人长的漂亮，大大的双眼，圆圆的的脸庞，红扑扑的面容，讲话有声有色，我们都喜欢听她讲课。还有戴眼镜的吴老师文质彬彬的摸样，很有亲和力。做起示范不厌其烦，那认真的教学态度叫那些调皮捣蛋的男生都服服帖帖。可以说上他的体育课，是一个很愉快的事情，至今他那一举一动，都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成昆线上第一站——“干海资”
平静、美满、幸福的生活，随着1964年成昆铁路的开工建设嘎然而止。我们来到了云南禄丰县一个叫干海资的地方。这里靠近公路两侧有一个少数民族的小村寨，再往前走5、6里路就是通往黑井、元谋的三岔路口，师医院就设在距离山岔路口右侧大山约五六里路的山洼间，医院的十几户家属分住在医院左右两侧大山的阳面山腰处。记得那天打前站的爸爸，拎了一袋装满松子的大提包兴冲冲的向我们走来，划了六户人家，跟着爸爸来到大山的“家”中。这是一排人为废弃在大山里的羊圈改修而成。这孤零零的六户人家就成了大山的主人。时不时有成群结对穿着漂亮的彝族姑娘来到我们房前屋后看个新鲜。还有放牛娃牵着牛好奇的打量着我们这些新来的客人。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少数民族。以前只是在书本上。虽然是初次见到这样的场面，但是大家都表现的比较友好。唯一让我们感到担惊受怕的是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呼声正紧，据说这一带会经常遇到台湾飞过来的国民党飞机和跳伞特务。所以爸爸给我们大家打了预防针，让我们时刻保持警惕。这边山上的家属，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就站在山顶上，敲我家的铜盆（那是爸爸抗日战争时期部队分发给个人的战利品，外观像个喇叭花，也是我们家的传家宝。）那声音跟敲锣没什么两样。刘炳文叔叔那边的家属，遇到这种情况就放火烧垛。这样医院就会来人援救我们，不过这种情况后来确实还是发生过。
爸爸大部分时间都驻扎在医院，只有妈妈每天上下班一个人顺着山间小路回来和我们一起吃住。原来的保姆因脾气的原因在我们来云南之前让她回去了，又从徐州换回来一个脾气好的保姆。由于刚来没多久，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会干，妈妈还的反过来去照顾她。哥哥没跟着部队走，仍留在湖州一中读书，但在徐州姥姥家帮助养到5岁的五妹又给送过来了。当年因为妹妹出生时妈妈病危，徐州的姨舅帮助带大的，后来要上学没户口，所以送了过来。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妹妹，短短的娃娃头，齐刷刷的留海，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和毫不拘束的性格，顿时让我们刮目相看。她的到来，给我们本来平淡的家庭增添了几分欢乐。但家里的生活负担一直很重，如果医院的家庭要按三个世界划分的话，我们家和药房主任赵斌叔叔家应该归属于第三世界。爸爸尽管当院长妈妈也是军医，但我们家孩子多，小妹还要喂奶粉，既要交保姆费，又要给两家老人寄生活费，还有哥哥的学费、寄宿费等等。相比之下，刘炳文叔叔家和大部分的家属都数第二世界，最让人羡慕的是像主治军医袁江叔叔和戴云阿姨家，在我们眼里就属第一世界的了，她们的女儿走到哪，都像三个骄傲的公主。（那段时间，由于工作的需要，他们全家都搬到元谋四零团，让我十分想念）
从浙江湖州的家属大院到云南大山里的独家独户，巨大的反差，让我们的心理都受到了很大的震荡。学会了沉思，少了顽皮，懂得了替大人们分忧解难。大山里不可能有自来水。吃水、做饭、洗衣都要到山背后阴面，妈妈上班经过的半山腰挑水。我和药房主任家的大女儿赵建华既是同学又是好朋友。我们形影不离，干什么事总在一起。刚开始我们漫山遍野的找水源，后来我们发现一处好地方，就在流水的下方挖了洗澡盆大小的坑，用不到半天水就能积满。我们用铝瓢一勺一勺把铁桶装满，然后两人各挑一担，摇摇晃晃的向山上爬去。虽然回到家桶里的水只能剩下二分之一不到 ，但一天挑上两趟，倒在水缸里，也能保证家里的用水。有一天早上，我们高高兴兴的去挑水，却发现那个“小水井”已经被破坏的不成样子，周边全是牛蹄印 。清水已经从决口处都流光了，就剩下浅浅的一点泥浆水，气的我和建华直掉眼泪。那天挑的水浑的没法用，只好靠明矾沉淀后才用的。
有一天妈妈从医院抱回来一条刚生下不到一个月的小黑狗。没两天，妈妈又把小黑狗还了回去。妈妈说这是一对小黑狗，给了我们那另一条小黑狗就太孤单了。正好院里还有一条断尾巴的小白狗，很丑，没人要，妈妈就把它抱回来，收留到我们家了。我们给它取名叫“丑丑”。丑丑渐渐长大，跟我们很亲，每天妈妈上下班，我们就带着丑丑到山后去接送妈妈，然后再高高兴兴的返回。那段时候丑丑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欢乐！可是好景不长，不知什么原因，丑丑学会了偷嘴，周围的那五户人家老跑到家里告丑丑的状。这个说丑丑偷他们家的肉了，那个说丑丑又把人家刚买的鸡吃了等等。总之，丑丑偷嘴引起了公愤，迫不得已找人把丑丑杀了，煮了一大锅狗肉，分送到周围五家，我们家也留了一大碗，看到碗里的狗肉，没有一个人动筷子，我们几个孩子哭个不停，最后在妈妈的带领下，我们刨了个坑，把“丑丑”给掩埋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山林里了，还插了个小木牌，算是对丑丑的最后告别。
在大山里安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两边家属的孩子的上学问题。医院把我们集中送到山下村寨里的学校，也就是来时在公路边上看到的那个小村寨。这里紧挨着公路边有十多个住家户，还有几户做生意的门面。这个学校只有一间教室，和一个老师。以其说是“学校”，还不如说是一个“班级”或“辅导站”更确切。
记的那天医院派人把我们7、8个大小不等的学生带到了学校。（姐姐比我大两岁是孩子头，我和赵建华、刘淑丽算是主力队员，剩下一女三男像个“小不点”）交待给一个30多岁左右的彝族男老师，这个老师给人印象很好，虽然长得很干练，但让人感到很朴实、沉稳。汉语讲的也很流利、自然，和我们交流起来没有感到有语言障碍。十三、四名彝族小学生围着我们好奇的看个不停，有的还给我们做怪相，逗得我们不时地背着老师偷着乐。尽管周围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陌生，但是他们表现出对我们的友好态度，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老师张罗着让大家回到教室里上课，低矮、陈旧的课桌和条凳横着排了三排，竖着几排，按一、二、三年级从左到右的排序依次坐下。为我们刚来的“大”学生又增加第四排。即所谓的四年级。这样一分位，一个教室就显得零散许多，四年级这边只有姐姐一人，三年级这排有五六个人，大部分是一二年级同学多。全班只有三个彝族小姑娘，据说这里的女孩一般都不上学。只有在当地有地位有权势家的女儿才来上学。相比之下，我们这么多的女孩子都能自由自在的读书学习，真是感到幸福多了。上课时这里的老师很辛苦，虽然我们没有统一的教材，但是老师1-4年级的课他都要背。教一年级时，让我们三个年级学生自习或做作业，一上午下来，四个年级都要轮番的讲上一遍。虽然进度很慢，一段时间下来，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收获。课余时间，我们最喜欢围绕在老师住的那个小房间门外，看老师坐在凳子上捧个碗口粗、一米长左右的大竹筒，歪着脖子用嘴在那咕噜咕噜吸着什么？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水烟袋”。有时候我们出于好奇，趁老师不注意也把大竹筒拿过来，想学老师的样子吸上几口，还没送到嘴边，就被那浓浓的烟油味熏得直咳嗽。
为了上学，我们每天自带中午饭，起早贪黑要走十多里的路程。但是比起在医院左边家属的孩子刘淑丽她们来说，我们还算幸运，起码要比她们少爬两座大山。好在下了山都是简易公路 ，路面虽然比较平整，但天好时，汽车经过的地方尘土飞扬，下雨时又泥泞路滑。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走走玩玩，打打闹闹，不知不觉就到了学校。距离村寨两三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我们经常路过的公路养路段。大院里还有一台拉料的机动四轮车。养路段里的5、6个叔叔阿姨经常在公路上施工，填填补补，保证这条线路的畅通无阻。他们非常喜欢跟我们搭讪，问这问那。还经常主动让我们坐他们的机动车，把我们送上一程。久而久之，他们就成了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也经常到他们的大院里无拘无束的玩耍。那段时间，我们结下了很深厚的友谊，直到离开那好多年以后，每当想起那些叔叔阿姨对我们的帮助，我的心里还会对他们充满着深深的感激！
回想起在“干海资”的那几年，它是我们来到成昆线上的第一站，也可以说它给我们曾经养尊处优惯了的孩子们一个狠狠地下马威！生 活在大山的怀抱里，它让我们学会了沉稳、学会了包容，学会了民族团结，学会了吃苦耐劳！ 。。。。。。
( 铁七师医院 栾亚平 )
